论文摘要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汉地，自两汉之际传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本土化。在藏区，佛教从公元7世纪传入，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也成功地实现了本土化。中国佛教这两大支系的本土化堪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与融合地成功范例。但这种“本土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众所周知，佛教是在古代印度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语境下产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宗教文化形态。当它传入到完全不同于印度的中国汉地和西藏时，就同汉地和藏区特有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基础所形成的社会发生了既相互接触、斗争又彼此联系与融合地对立统一关系。这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发生关系时，必然要产生的一种现象。本文即选取这种文化冲突现象中的典型个案——汉地唐武宗灭佛和吐蕃朗达玛灭佛，对这两次灭佛事件做了专题研究。本论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两次灭佛事件的背景、历史渊源、原因、过程、结果和影响等方面异同的纵横比较研究，探讨同一种佛教在汉、藏两地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如何同本土文化既互相联系、吸收，又彼此对立、斗争的矛盾运动而最后导致的同途而殊归的结果。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揭示和呈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遇、撞击、融合之不同结果的历史事实及其规律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所具有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第一、当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传播到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后，本土的民族文化如何发展，它与外来的异质文化将发生怎样的关系?并导致怎样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本土文化的性质、型态、水平、地位和功能，如果传统文化的型态较高、底蕴深厚，则不管外来文化如何渗透和影响，传统文化依然保持自己的主体地位而不发生性质的变化，佛教在汉地就是如此；第二、如果传统文化的根底比较单薄，内涵比较单一，当外来文化势如破竹般地涌来时，则传统文化难以抵挡与招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传统文化就有可能被外来文化取而代之，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但是，这并无大碍，我们所讲的这种外来文化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来文化了，也就是说它不是原汁原味的外来文化了，其中已经搀杂和融入了本土民族文化的诸多基因、元素和因子。它已经成了被变形、扭曲和走样了的外来文化，藏传佛教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个案。藏族佛教化了，佛教也藏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