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宗教与政治密不可分,而宗教又关乎人生,在中国古代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下,帝王是政治上之最高代表,而在王朝更迭、皇权交替频繁的政治背景下,帝王又是命运无常与人生多舛的最深切体会者,由此,中国古代之帝王可作为我们探究宗教与政治、宗教与人生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刘宋王朝作为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乃中国古代历史上宗教开始勃兴之季,又是门阀政治结束、皇权政治重新确立之时,故而对刘宋帝王与宗教关系之研究便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纵观刘宋诸帝,自武帝以来大都采取了扶持并利用佛教的政策,主要表现为迎请礼遇著名僧尼、建寺造像、设立法会、延僧讲经、敕令皇室子弟师友于僧尼、与崇佛邦国往来交流等方面。其中,对佛教之利用主要表现为借其神化皇权、护佑政治、尤其是王朝建立者及以非正常方式获得皇位者,多借助佛教方面之预言、祥瑞及谶言来为其政权作神圣性及合法性之论证,以此扬己之德,稳固政治。佛教因素对传统礼制之渗透又为这一时期佛教与政治结合之重要特点。然而,刘宋帝王对佛教之扶持并不代表一味纵容,而是以佛教不侵犯政治统治为原则,适时施行了一些相应的管制措施,主要表现为限制佛寺塔像之兴造、沙汰无行僧尼、把持度僧权、设立僧官及防范僧尼干预军政事务等,正是这一系列措施使佛教之发展得到了较为有效之引导与管理,从而避免了其在北方因过度伪滥而遭遇法难的命运。可以说,刘宋诸帝基本保持了佛教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促进了佛教的良性健康发展。其自身信仰方面,则难免受到佛教广泛宣扬之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等思想的影响,表现为建寺造像、设斋灌佛等,大做佛事,欲修功德以求福报,具有浓厚的功利特点。刘宋皇族为世奉天师道之家族,深受天师道信仰传统之浸染,此亦成为刘宋皇族做姻党上之结合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刘宋建立之初,其天师道信仰多次表现出对政治之服从,这贯穿于武帝刘裕镇压同奉天师道之孙恩、卢循及桓玄的军事活动中。天师道经此沉重打击,不得不重整旗鼓,积极进行自我调整,以改变昔日反叛朝廷之形象,求得新政权之庇护,主要表现为迎合政治、向新政权表忠诚等。随着天师道及道教其他诸派之整顿改革,刘宋帝王开始适时采取了对道教人士进行礼遇、笼络之举措。到明帝时更是对道教人士多方迎请,并为其修筑道馆,任命道馆馆主,亲自师事之,这一政策导向亦为其后诸帝所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刘宋诸帝中还颇有关注上清、灵宝等道派经典的搜集整理者,这对诸道派之发展及统一的道教的形成,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刘宋诸帝所征召礼接之道教人士多有高洁之品行,且学识渊广,博通儒玄释道,对其之礼遇笼络不但有利于促进冲淡、纯朴之社会风气的形成,从而益于敦风化俗,还利于促进道教内部之交流、道教教理之弘扬乃至道佛间的论释辩难,从而促进学术之争鸣与繁荣。可以说,刘宋帝王之道教政策是与当时道教之发展密切相关的。对于道教方面借道术图谋不轨、干预政治之行为,刘宋诸帝都是坚决打击并严加防范的,甚至还把以道术谋不轨作为其清除异己的有力借口。个人信仰方面,则表现为以道教之道术、仪轨等为自身生命及生活谋取利益,而道教房中术、黄白术、驱邪治病之法及其所宣扬之长生不死、羽化升仙观念等亦对刘宋帝王内心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宋帝王对于鬼神巫术、杂祠淫祀等一类民间信仰的态度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开国帝王刘裕凭借武功取得天下,对自身力量及谋略之崇信远大于所谓巫鬼神祗一类,故即位不久便以惑民费财为由下达了禁止淫祀之诏令。但其并不排斥对其做政治军事上之利用,甚至以之作为引导风俗、辅翼教化之重要手段,体现出其对待民间信仰方面的功利态度。其后之文帝作为励精图治之一代帝王,当延续了武帝之相关政策,其对巫蛊祝咒一类巫术尤其深恶痛绝,然禁之不力,竟至亡身于兹。自孝武帝公开废除武帝普禁淫祀政策,承认杂祠淫祀之合法地位后,之后诸帝均对巫鬼神祀术数一类甚加崇奉,表现为崇信巫者、畏鬼作祟、恣行厌胜、拜祭诸神、迷信星象等方面,其中尤需注意者为其对蒋神和苏侯神之崇奉,不但为其重建祠庙,甚至对其加爵封秩,这与当时内外形势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统治者利用鬼神巫术一类手段防范异己、翦除政敌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孝武以后诸帝虽对鬼神巫术星象一类崇信备至,却严防其为宗室朝臣所用,对于宗室朝臣与巫者交结、以星象术数图谶等行谋逆之行为是坚决惩治、严厉禁绝的。巫鬼星象卜筮一类除可作政治上之利用外,又可服务于帝王个人私欲及宫廷生活,因而深受孝武帝以后诸帝之崇信。可以说,在对待宗教信仰方面,刘宋帝王既有军事政治上之利用,又有扶持奖掖之举措,既有思想组织上之引导,又有制度规模上之管控,宗教信仰在刘宋一代成为繁荣文化的重要因素,刘宋帝王之宗教政策也成为其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宗教信仰之风的浸淫及个人私欲的驱动下,刘宋诸帝亦难逃其列,在个人信仰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多元化、功利化等特点。刘宋帝王对待宗教信仰的政策举措既有对东晋一代的继承和沿袭,亦有新情况下的新发展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之齐、梁、陈三代树立了典范,并成为之后历代王朝处理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参考,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