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农业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却具有先天弱质性,这种重要性和弱质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予以支出和保护,财政支农是农业支持和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必然要求政府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加强对农业公共领域的财政支持,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财政支农支出效率是财政对农业各项支出效果的一种客观评价,也是财政支出原则——讲求效益原则在支农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近年来,辽宁省财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提高农民收入、消费和教育水平,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农村扶贫开发,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供给能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现有的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是否能有效促进辽宁省农业经济增长?辽宁省财政支农的结构是否合理?财政支农资金在运行过程中存在那些弊端?本文以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公共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中相关理论为基础,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现代经济计量学方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以辽宁省为例,通过对规模效率、结构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三个层次来对财政支农支出效率进行分析和评价。通过规模效率的分析,可以找到辽宁省财政支农投入的最优规模,保证财政对农业的投资力度;通过结构效率的分析,可以较为合理地把农业财政资金投入到农业的各个领域,使农业财政投资达到合理的结构;通过使用效率的评价,可以使有限的资金的投入产出比达到最大,最终达到优化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效率、提高财政部门农业支出决策水平的目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利用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时间序列数据的统计和比较分析,做出了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不足的总体判断。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绝对规模虽然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仍处于相对稳定增长的态势,这种增长态势符合财政学基本理论;从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财政支农支出增长速度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比较、财政支农支出比较支出率三个指标来看,反映财政支农支出相对规模的指标处于徘徊或下降趋势,与国际水平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第二,通过财政支农支出规模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测算出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本文从边际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两方面论证了最优财政支农规模的存在,以此为理论基础,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运用计量方法对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进行估计,当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为52.1%时,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为最优。在此基础上,计算了1990年以来辽宁省财政支农的边际产出,结果表明,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远大于1,根据Barro（1990）法则,政府财政支出最优状况是MPG=1,只要边际产出大于1,就说明财政支出整体不足,继续增加财政支出在边际上是有效率的,会带来更多的净收益。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远大于1,不仅说明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是生产性的,而且说明财政支农支出远远不足,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支出。考虑到财政支农支出的刚性约束和现有财力的限制,本文设计了一个在2020年达到财政支农支出最优规模的规划,提出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并趋向最优的合理和现实路径。第三,通过对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总体演变进行统计和比较分析,初步得出辽宁省财政支农结构存在偏差的结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支出虽然在三项支出中所占比例最高,但是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民纯收入的贡献率最小;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支出份额居中,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民纯收入的贡献率较高;农业科技三项费支出虽然在三项支出中所占比例最低,但是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民纯收入的贡献率最高。第四,通过理论分析、计量模型结果与实践验证,进一步得出辽宁省财政支农结构存在偏差的结论。本文从边际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两方面论证了最优财政支农结构的存在,以此为理论基础,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进行推导,得出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计量模型,对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变动对农业GDP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农林水气事业费和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对农业GDP的边际产出弹性最高,该项支出是改善农业科研条件、加大技术推广范围、增强服务能力的保障,但是,在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中,由于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支出刚性以及近年来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工资上涨等原因,用于农业事业单位人员经费比重大,这个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也是应该调整的对象。基本建设支出不显著,农业资本存量系数为负数,成为增加农业GDP的不利因素,可能是基本建设支出本身在投入方向和资金管理过程的低效率所致。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变量未能进入回归方程,反映了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比较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较低等问题。第五,应用DEA方法,以VRS模型计算出来的纯技术效率近似地代替使用效率,来对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使用效率进行数量分析。一方面,对辽宁省财政支农使用效率的区域差异横向比较分析。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数据,选取2005年各省的截面数据,将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支援林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这3个支出项目作为财政支农投入因素来考虑,同时将农业GDP作为财政支农的产出因素来构造VRS模型,结果表明辽宁省财政支农纯技术效率仅为0.53,在全国处于下游水平。另一方面,对辽宁省财政支农使用效率的纵向变动进行分析。利用1980年-2005年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相关数据,将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这3个支出项目作为财政支农投入因素来考虑,同时以农业GDP为财政支农的产出因素来构造VRS模型,结果表明,除个别年份外,辽宁省财政支农支出大部分年份处于使用效率DEA无效的状态。第六,本文从分别从制度经济学制度安排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三方面视角对财政支农支出使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制度安排偏差、委托代理失灵、官僚行为和寻租行为的存在,降低了财政支农支出的使用效率。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本文提出了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即建立财政农业支出稳定增长与科学决策机制;突出财政支农重点,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进行制度创新,提高财政支农支出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