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青田县恶劣的自然环境是致使青田人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山多地少、土壤贫瘠、自然灾害多样而频繁等都是其重要表现；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的时代特点，又加剧了他们的贫苦程度，在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下，县人苦不堪言，走出去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唯一出路。丰富而独特的区域文化在青田石雕的媒介下，开始引导县人另谋出路，重商主义、移民传统、不安分的性格等都是他们到海外谋生的深层原因。青田华侨怀揣着梦想踏出国门，走向了一个据说是“天堂”的完全陌生的境地。他们主要分布在全球的44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欧洲的法国、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亚洲的日本、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美洲的美国、巴西等。出国谋生不是一个简单的行动，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对于贫困的青田人来讲，他们只能集全家之力供一人出国，即使这样很多人也凑不够出国的盘缠，只能铤而走险，采取不合法的途径出国，此种情况在当时是有发生。欧战招募华工为青田人出国谋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而且绝大多数战后留在法国继续打拼，这为后来青田人的出国谋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亲带亲”、“邻带邻”的出国模式使得青田华侨在海外能够相互照应，相互帮助，老华侨帮助新华侨找工作、住处以及资金支持都是常有之事。随着青田人出国谋生者越来越多，青田华侨群体逐渐形成。从性别结构看，民国时期，青田华侨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女性极少，只有7人，这也是由男性自身的特点以及客观社会环境决定的；从年龄结构看，青田华侨以青壮年占据绝大多数，老人与未成年人基本没有，海外谋生的冒险性决定了这一状况；从知识结构看，青田华侨一般文化程度比较低，但诸多人拥有专业技能；从职业结构看，青田华侨一般从事行商、餐馆、洗衣房等服务型行业，这是由青田华侨自身的综合条件决定的。在海外的打拼，青田华侨都是从最底层的低级职业开始，积累资本，等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就开始往更高级的职业发展，从行商小贩到坐商的转变就是这种路径。需要强调的是，从低级职业到高级职业的转变，对于不同的人情况是不一样，大部分青田华侨的转变时间都是比较长的，甚至其中很多人自出国到回国也没有具备转变的条件，有的则很快转变，成为青田华侨中的佼佼者。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青田华侨，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未能完成转变，在完成转变的那部分人中，真正做大做强的也寥寥无几，因此可以说青田华侨在民国时期基本都在从事着中低级的职业。由于青田华侨从事职业的原始积累性，使得他们基本处于温饱状态，衣服破旧，不讲卫生，居住环境恶劣，物质生活是相当凄惨的，而且基本没有精神娱乐，即使有也是喝酒、打牌等单一、枯燥的形式，这是一般青田华侨的状态，同时，还有的青田华侨赌博、嫖娼，但只是少数；当然，对于极少数发展较好的青田华侨来讲，他们有着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而且精神娱乐也较丰富，他们融入侨居国的主流社会，接受当地的文化，同时也保持自身的中国文化，呈现出精神娱乐的中西合璧性，但这毕竟是极少数。青田华侨的婚姻生活，可以说是多样性的，从婚姻形式看，有本土婚姻，也有异国婚姻，同时还有不婚人群，而且青田华侨本土婚姻的数量远远多于异国婚姻的数量；从婚姻生活看，本土婚姻生活以凄苦为最显著特征，异国婚姻生活既有家庭的圆满，又有中途的破裂；从本质上讲，本土婚姻生活的状况是陈腐社会的直接产物，异国婚姻生活状况的形成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社会造成的无奈，但它把青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使青田真正开始走向世界的作用是巨大的。由于大部分青田华侨的形式是本土婚姻，其凄苦性决定了青田华侨群体婚姻生活总体的不如意性。同时，侨居国人民的压迫与歧视，用人单位的不公平待遇，都使他们发展受限，为了改变这种境况，他们组建各式侨团，团结起来共同抵御不公与压迫，在当时侨团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上述境况。“弱国无外交”的亲身体会，使青田华侨更具爱国意识，在国家危难，民族独立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挺身而出，或亲自奔赴前线，助阵杀敌，或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战争，他们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青田华侨的大量出国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侨乡经济的发展，侨汇事业的兴起并逐步发展就是例证，可以说这是青田华侨为家乡作出的不自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