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为我国传统史书编著的三大基本体裁。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以来，后世继作踵起，自明、清两代，援用这种体裁写成的史书，不下几百种。其中，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被合称为“九朝纪事本末”。“九朝纪事本末”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约两千四百年中的大事特别是政治性大事一一搜罗，自成系统，读之可知中国史事之面目。但是目前对于纪事本末体的研究还很单薄，远远比不上对于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研究，而且对于纪事本末体的评价有失偏颇。笔者希望能够以“九朝纪事本末”为例，探究纪事本末体的源起、确立、流变，以及这种史体的特点、优点和缺点，从而就纪事本末体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做出重新评诂。全书共分为三章。第一章，纪事本末体溯源。从相关的史学编著实践与史学批评两个方面揭示出纪事本末体从萌芽到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方面，在编年体纪传体等史体史书的撰著实践中，记事的方法得到了不断积累，但因体裁的限制，无法做到真正集中完备。另一方面，史学批评指出各种史体的在记事方面的缺点，强调叙事的重要性，并在理论上提出写史要尽一事之始末。第二章纪事本末体的确立与发展。笔者认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确立的标志，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纪事本末为体裁的史书，具有以事为中心的体裁特点。纪事本末体受到了史家的关注，并将其运用到史著撰写中去。纪事本末体是在编纂实践中实现了对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对此，文章主要通过对于后出八种纪事本末在体制结构、内容范围、史料来源三个方面的详细分析进行考证。其中，体制结构的分析涉及到篇目、正文、注文和图表附录变化四个部分；对于内容范围中的分析涉及到叙事领域的扩大、史评形式与史考三个方面；对于史料来源的考察是按成书顺序考察后出八书。第三章纪事本末体的认识与评价。首先在历代对于袁枢《通鉴纪事本术》评价的基础上，着重强调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创始的标志，是一部“撰述”之作，并肯定它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便学《通鉴》，有资治道的作用。其次，在简单征引历代学者对于后出八种纪事本末的评价之后，综合九种纪事本末的各自特点，总结纪事本末体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以此揭示出，纪事本末体在确立之后的数百年间有长足发展。并以此对于纪事本末体进行评价。文章认为，纪事本末体是一种在记事方面相比较于编年体纪传体有特殊优点的史体，但作为后出史体，体制相对简单，在体现历史发展大势方面不如编年体，在记人方面不如纪传体，并不能被视为“最佳史体”。只能三体并立史坛，无法偏废。本文的创新处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纵向考察不同时期的纪事本末体著作的体制结构、内容范围和史料来源三个方面，从而对于纪事本末体的发展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运用比较的方法，横向考察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的优缺点，以对纪事本末体的史学地位做客观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