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该论文是对作家、文学评论家、至今仍在从事创作的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安东尼娅·苏珊·拜厄特小说作品的详尽研究。此项研究关注的是拜厄特在七部长篇(包括一个四部曲)和两部中篇中所揭示的性别问题以及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因为性别与社会密切相关,所以该研究审视了人类——不仅女性还有男性——的社会存在,并对两性关系和各性别内部的关系加以研究。这种研究超越了现有的、仅从女权主义视角对拜厄特小说所做的性别研究。该论文由三部分构成:绪论、主体和结语。绪论从叙事策略和主题两方面对A.S.拜厄特的小说做出总体评价。该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之一是,A.S.拜厄特继承了英国女性的文学传统,因此,性别视角是分析拜厄特小说的最佳研究方法,因为它能最好地阐释拜厄特所关心的两个问题(“人类和文学”)之一。但是,“性别研究”并不单单是“女性研究”。在对“性别研究”领域最新的理论发现做出阐释之后,绪论从三个方面阐明了拜厄特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其本人的论述或访谈、其文学实践和现有的对其小说的评论。随后是对海内外A.S.拜厄特研究现状所做的文献综述。论文的主体共有五章,从不同的侧面分别阐明了A.S.拜厄特小说中的性别问题和她本人的性别思想。第一章探讨了拜厄特改写后的神话中的女性力量问题。这些神话不仅同古代欧洲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有关,而且同维多利亚时期和二战后的英国现状有关。拜厄特歌颂女性的力量并对女性力量的丧失深表痛惜。改写后的神话故事《梅卢西娜》和《Is城》表现了拜厄特浓厚的欧洲文化情结,歌颂了那些典型的水中生命——具有权威和创造力的独立的女性形象。它们是对长久以来不仅欺骗了女性也欺骗了男性、并由男性所主宰的传统神话的颠覆与解构。通过对“童贞女王”这一神话的重新叙述,拜厄特讽刺性地强调,伊丽莎白一世通过拒绝结婚来保持其童贞和独立身份从而成为拥有力量的处女原型,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人物却急于失去这种力量,这表明拜厄特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社会的道德堕落所做的谴责。此外,拜厄特还把斯坦福妮与冥后普罗塞皮娜这一神话意象联系在一起,暗示了这位活力四射、妩媚动人的智慧女性的悲剧性结局以及通过其女儿所获得的再生。这些研究探讨表明,A.S.拜厄特认为女性的力量来源于孤独和与男性之间的分离;真正制约女性力量的是性爱。第二章探讨了二战后英国男性性别身份焦虑和性困境的问题。通过把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植物作类比性描述,拜厄特描绘了性方式和性行为的多样性,对生活在性别困境中的男性表示了同情和理解。这种描绘构成英国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揭示了男性在自我建构、以及建构自我与周围的社会政治文化之间关系时所做出的努力。拜厄特对性别问题的探讨明显地建立在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上。她强调了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在一个人的性别身份和人格形成中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拜厄特笔下努力去适应二战后自身角色的小说人物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拜厄特对那些处男、那些生活在性别或性困境中的雌雄同体、同性恋、或自恋的男性和对他们在探索性别身份的过程中的努力所做的描述,以及拜厄特所展现的男性的迷失和沮丧表现了她对男性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正如她一贯为女性所做的那样。虽然拜厄特小说中的男性性别问题一直被评论界所忽视,但是,对他们的性经历以及他们在性别身份焦虑中遭受的痛苦所做的描述表明了拜厄特对性与性别的全面理解。通过详细分析拜厄特小说中各种各样的封闭空间意象,第三章探讨了男性和女性都遭受的禁锢问题。在追随和超越那些显著的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文学传统的同时,拜厄特把封闭空间和逃脱的意象不仅与女性而且与男性联系在一起。把封闭空间意象性别化——将其视作既是阴性的又是阳性的,成为令拜厄特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A.S.拜厄特笔下被边缘化的维多利亚女性不仅被父权制度而且被社会习俗所禁锢,但是她们表现了很强的女性意识。她所塑造的女性艺术家——大多是正处于萌芽时期的女权主义思想的代表——乐于身体上的禁锢,喜欢与世隔离和孤独。尽管维多利亚女性在文学艺术和社会习俗上遭遇制约,但是她们能从禁锢中解放自己并维护自己的自由。拜厄特把卡桑德拉·考比特同与其同名的希腊神话人物联系在一起,即对“疯女人”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把她同失败联系在了一起——此处是指想象力的失败和作为梦想家的女性艺术家的失败。一个在拜厄特的大多数小说中都得到探讨的主题是,爱情与婚姻亦是封闭式意象,不仅禁锢了女性也禁锢了男性。拜厄特肯定了爱情与性所激发的创造力,但是她特别强调了爱情与性对他们的束缚,尤其是对女性们的兴趣和成功所造成的挫折。拜厄特对这种封闭空间意象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这种空间为女性提供了庇护,身处其中她们会保持自己的创造力,而离开它则意味着风险;另一方面,它制约着女性的欲望和创造力。这种观点部分地颠覆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著名的女权主义书籍《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的观点并同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其更为著名的女权主义文献《她们自己的文学》(增补版)中的观点相吻合。在这部论述中,肖瓦尔特认为,一间自己的屋子既可以是一座圣殿也可以是一座监狱,或者换言之,它既可以是一座坟墓也可以是诞生之地。在拜厄特的小说中,被反复使用的封闭空间式的象征意象表达了其小说人物被禁闭的感受以及她/他们急于逃离约束的愤怒的愿望。她把爱情与婚姻处理为女性和男性都害怕、并挣扎着逃而离之的封闭式意象,这种独到的手法实际上突出强调了爱情与婚姻作为陷阱的本质。通过诠释拜厄特对反复出现在其小说中的主题“太阳—影子二分法”的建构,第四章讨论了男女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问题。对太阳在“斯堪地那维亚语和德语”中是阴性的这一认识,使得拜厄特尝试着颠覆那种把太阳和光视作阳性、把月亮和阴暗视作阴性的二元论观点。她在早期作品中探讨的是女性受性别身份的限制不能看到或者传送光的问题,但是,通过塑造像男性一样耀眼、甚至超越他们的光芒四射的女性形象,她在后期作品中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太阳—影子二分法”同性别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同拜厄特自己的性别思想密不可分。这是对英国历史上和后现代时期关乎不仅男性而且女性的艺术和思想的探讨。拜厄特的小说中有三种“太阳—影子二分法”的模式。第一种是优秀的父亲们和才能与创造力被其影子所笼罩的女儿们。父亲们被赋予太阳之神的特征——他们是世界的中心,像太阳一样处于主宰之位、散发着光芒。因此,所有其他人都生活在他们投射的影子里。另一种模式是声名卓著的丈夫们和才情消耗殆尽的妻子们。在拜厄特小说的主要人物中,那些男性文学人士像太阳一样光彩照人,而其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失望甚至绝望的妻子们只能生活在他们的影子里。通过刻画这些生活在维多利亚或战后英国社会身心俱耗的妻子们,拜厄特似乎在暗示,任凭时光流逝,夫妻关系中唯一不变的是女性们的从属地位。第三种模式——阴性太阳和生活在其影子中苍白无力的男性——明显地表明“太阳—影子二分法”这一比喻意象的复杂性:女性人物同男性一样优秀,甚至超越了他们。特别是在其获得布克奖的小说《占有》中,优秀女性们的光芒与男性们的苍白无力对照鲜明。正是在这部作品中,拜厄特明确地表明太阳可以是阴性的。在把太阳重新定义为阴性、把女性定义为像太阳一样光鲜的意象时,拜厄特不仅颠覆了传统而且解构了她自己以前界定的“太阳—影子二分法”。最后一章研究探讨了两性之间的关系从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走向不稳定结合的发展问题。因为A.S.拜厄特把性视作问题、具有威胁性,因此,她更多地聚焦于思想所关注的其它问题的重要性:受过教育的女性们的抱负以及她们在实现这种抱负时的满意度。在维多利亚写作传统的影响下,拜厄特对女性乌托邦这一主题作了慎重的处理。尽管男性的闯入和潜在的存在导致其设想的两种乌托邦最后都以瓦解告终,拉默特—格拉弗式的女同性恋乌托邦实际上表明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和女权主义思想的萌芽;而阿格萨—弗雷德丽卡实用主义式的乌托邦则表明,在女权主义成为一种运动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生活在一个对性选择更为宽容的后现代社会里,女性们比她们的祖先更为幸运。在描绘建立在单纯的性和自由基础之上的十八世纪的“浪漫乌托邦”时,拜厄特暗示到,该乌托邦的失败在于社会已病入膏肓,所以难以实现人们所渴望的一致。因此,这个虚构的乌托邦实际上颠覆了傅立叶式的和谐自由的乌托邦。其杂乱的主题、女性角色、激情与爱情、性、以及社会所容忍的个体自由的程度,都影射了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小说人物生存的问题。事实上,弗雷德丽卡自己的“浪漫乌托邦”——建立在性基础上的婚姻,是与十八世纪的“浪漫乌托邦”同步破灭的。尽管女性乌托邦和浪漫乌托邦遭遇失败,但是拜厄特仍然继续尝试着探寻两性之间和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和谐。然而,其小说人物对爱情和婚姻的真正本质反复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和质疑揭示了拜厄特的悲观态度。拜厄特似乎在暗示,在灵魂与肉体之间没有真正的平衡与和谐;男性和女性生活在一种尴尬的关系之中。对于爱情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拜厄特提出了一种模棱两可和不牢固的解决模式——既分离又融合。从以上五个方面对A.S.拜厄特小说中的性别问题所做的研究证明了拜厄特性别思想的丰富和独到之处。随着不仪与女性而且与男性有关的性别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变化,拜厄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变得更为深刻。肉体与精神的和谐是她一直在倾力探索的。然而,在她的小说中,男性和女性为了彼此的结合努力奋斗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尽管这种结合最终得以达成,但是它是不稳定的。该论文既阐释了拜厄特性别思想发展的轨迹又为对其其它作品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路径,从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结语概括了拜厄特对英国女性文学传统的贡献和超越。结语同时还指出了该研究的学术价值,并对未来关于A.S.拜厄特小说的研究作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