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孟山都、嘉吉、ADM、邦吉为首的跨国农业企业加快了全球的扩张。在美国政府对农业高额补贴的财政支持下,跨国农企利用粮食的价格优势冲击发展中国家农业体系,大量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在低价粮的冲击下丧失了“粮食自主权”,成为进口粮食的依赖者；孟山都等生物科技公司利用研发的转基因种子迅速占领了阿根廷、巴西等南美主要粮食生产地；嘉吉、ADM等粮食巨头利用其强大的物流网、购销网,几乎垄断了全球的粮食贸易。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极端气候事件开始持续性爆发。2007-2008年,全世界范围的干旱、洪涝及暴雪灾害使粮食生产遭受严重影响,全球性粮食危机爆发,进而引发埃及、喀麦隆、海地、科特迪瓦等多个国家政治动荡。2012年,类似的极端气候事件再次“光顾”,引发全球粮食价格高涨,“粮食骚乱”此起彼伏。至此,非传统领域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已演变为一个持续性的世界主题。随着全球粮食市场的动荡,国内与粮食安全相关的话题也逐渐与日常生活紧密起来,先是一波“逗你玩”、“蒜你狠”、“糖高宗”系列,紧跟着又是“转基因”汹涌袭来。在这个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和平年代没有硝烟的“战争”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如何应对这种非传统安全带来的挑战成为更加值得关注的焦点。现阶段,我国的粮食生产已经保持了连续九年增长的良好态势,并且从目前来看,粮食供给比较充裕,自给率较高。但是,在这相对平稳的背后,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影响因素：第一,传统性因素,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的影响因素。（1）我国人口仍在以每年800-1000万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到2030年达到峰值,从而造成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2）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加剧了与农业争水的矛盾,使本就短缺的农业水资源雪上加霜；同时,城镇化进程引发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不仅直接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还促成了粮食生产者向粮食消费者的转变,进而增加了粮食供给压力。（3）耕地减少趋势虽有所缓解,但“占大于补”的势头并未扭转。第二,非传统因素。（1）一直以“偶然发生”状态存在,但近期转变为“常态化发生”的影响因素。自然灾害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自古就存在,只是发生频率较低。然而,随着气候变化进程加快,近年来全球温度持续升高,干旱、强降雨、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呈明显增加的趋势,对农业生产已构成常态化威胁。（2）一直“潜伏”着,近期开始浮出水面的影响因素。从我国加入WTO开始,跨国农业企业对我国的渗透便开始加快。2004年的“大豆危机”,使我国的大豆话语权完全被跨国农企掌控。目前,大豆的进口量已达到自产大豆的4倍,且进口的都是转基因大豆。与进口大豆相比,自产大豆在价格和出油率方面都处于劣势,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国内压榨厂更愿意加工转基因大豆,农民也更愿意种植转基因大豆,由此进一步加剧了跨国农企对大豆的垄断性。此外,玉米和小麦的净进口量从2008年开始明显增加,其发展趋势值得注意。总体看,跨国农企正凭借其资本和技术优势,通过大范围扩张、抢占市场份额、利用专利和技术控制产品、迂回绕开我国监管等方式,加快在我国进行战略布局,并已逐渐形成从种子培育、粮食收储、粮食生产、运输、进出口贸易等全方位、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整个粮食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这些新的非传统影响因素对粮食安全造成进一步的威胁,本文提出了一些应对性措施和建议：对于气候变化,一方面,可以通过改善农业生产结构、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和生物技术、培育适应气候变化的新作物品种、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立气象灾害保险体系等适应性应对措施,尽可能增强防范和适应能力,减小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要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从源头上减小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降低各种持续性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措施,一是适度调整我国能源结构,大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并发展可再生能源,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二是通过适当调整日常行为方式,为减排分压。对于跨国农业企业,首先,要制定并调整有关法规,从法律上确保跨国农业巨头规范性经营,从法律层面加强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同时,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加大对管理部门违法、违规操作行为的惩治力度,确保行政管理部门对跨国农业企业准入及经营的严格把控。其次,建立及时、准确、可信的信息发布和外资监测评估体系,确保有效调控,避免跨国农业企业以虚假信息哄抬价格,引发社会不安；再次,加快国有企业发展,发挥国有经济在稳定粮食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并适时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形成外资-国企-民企三足竞相的局面。此外,我们还应进一步保持和完善现有的粮食成果。本文认为,完善现有粮食储备体系和加强粮食节约对确保我国粮食供给稳定和粮食安全具有显著作用。关于完善现有粮食储备体系方面,本文提出了三个建议探讨,包括健全粮食储备体系的建议探讨、健全粮食储备信息系统的建议探讨和建立中央-地方-家庭三级储备体系的建议探讨。关于粮食节约方面,本文认为现行的措施“宏观重视”有余,“微观体现”不足；“号召宣传”有余,“执行操作”不足。其困境不在于政府高层没有意识到,而在于没有完整的制度和有效的执行。因此,本文建议,应针对不同的群体采用引导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措施,才能有效解决粮食浪费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