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白毛女》研究

论文题目: 歌剧《白毛女》研究

论文类型: 博士论文

论文专业: 文艺学

作者: 孟远

导师: 程光炜

关键词: 现代性,革命叙事,传播,经典化

文献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

发表年度: 2005

论文摘要: 《白毛女》无疑是 20 世纪后半叶上演场数最多、感动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歌剧,是延安文艺的代表作。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歌剧《白毛女》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具体地说,就是回到历史的生动处,通过追溯“民族新歌剧”的诞生过程,呈现革命叙事的改编经过和修改历程,跟踪其传播路线,透视其经典化过程,以探究革命文艺的复杂构成。也就是说,本文试图接近“历史文本”的原貌,寻找“文本历史”的变迁踪迹,在“历史文本”和“文本历史”的结合处,阐释《白毛女》为何出现,怎样出现,又如何被建构为革命经典,从而将延安文艺放在一个尽可能开阔的视野内,突破先前政治化研究模式的局限。研究《白毛女》的生产过程,首先要描述它所由诞生的艺术情境——秧歌运动,因为它为“民族新歌剧”的出现提供了土壤、资源和方向。延安通过清理文化资源,确认了所要延续的传统,尤其是发现了民间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于是,新文化秩序以民间文化为重心,融合其他“合法”资源,向着而民族而现代的方向聚拢。《讲话》以后,延安新文化由构想落为实践,发起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由于歌舞剧在民间深远的影响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叙事渴求相契合,秧歌剧改造受到格外重视。在保留民间秧歌美学情趣的基础上,新秧歌以革命话语成功地置换了民间秧歌的世俗和色情的内容,并融入话剧等现代戏剧手法,提高了秧歌剧的叙事能力。当秧歌剧臻于成熟时,延安渴望创造更新的民族歌舞剧。就在这个时候,“白毛仙姑”的传说进入了延安。所以,“白毛仙姑”传说在延安的遭遇,就是被“民族新歌剧”所选择的过程,就是被“革命叙事”所改编的过程。然而,这过程却不是平静的。一面是“创新”的压力,面对“民族新歌剧”这个陌生之物,创作集体展开了一场艺术探险活动。一面是“集体创作”形成的交往空间,由于不同文化力量对延安新文化秩序的不同理解,造成了“民族新歌剧”历史性出场的诸多延宕,形成“革命叙事”的复调性特征。歌剧《白毛女》研究 2尽管“白毛仙姑”传说潜在的社会诉求使文化人与延安之间形成相当的默契,但是,他们在对延安新文化秩序的理解上却出现了分歧。一方面,是“西战团”文人与延安的隔膜,近 6 年的前线生活使得他们游离于延安的文化环境,对延安正在构建的新文化秩序,尤其是对秧歌剧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无论剧本体裁还是情节安排远不能适应意识形态话语和民众的要求与期待。另一方面,是延安本土文化人与意识形态诉求之间的错位,虽然他们亲身参与了新文化的构建,并将现代艺术形式带给了民间秧歌,然而,这些文化人并没有仔细领会延安新文化秩序的真实指向,在强制性文艺政策的压力下,急于“改造思想”,耽溺于模仿民间艺术,忽视了新文化“现代”而“民族”的追求。因此,第一次创作完全失败了。剧组带着巨大的创新压力开始了第二次的创作。首先是重新调整了剧组成员:一面是延安本土文化力量取得上风,“秧歌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新秀贺敬之取代西战团的老诗人邵子南成为剧本执笔者;一面又充实了导演力量,对斯坦尼斯拉夫体系有深厚造诣的舒强加盟进来,他与“秧歌运动”中的“明星”王大化联袂出击,共同打造前所未有的“民族新歌剧”。这是一次艰难的艺术探险过程。其间的种种迂回曲折体现了延安文艺在民族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徘徊与惶惑,体现了文化人与意识形态话语诉求、民间审美趣味之间的矛盾和纠葛,体现了西方文化、“五四”文化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之间的磨合与交融。实际上,《白毛女》诞生时的阵痛也是历史的。因为“民族新歌剧”不仅是延安新文艺的目标之一,它还包含在“五四”以来戏剧现代化演变的进程中。《白毛女》是“五四”以来戏剧工作者不断小心翼翼实验的“明日新歌剧”的继续,是知识分子在文艺现代化追求当中对文学资源选择与拒绝、调整与确认的继续。因此,尽管《白毛女》是想象先于实践的冒险,却并非孤独的尝试,而是“五四”以来文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可以说,《白毛女》诞生时的种种延宕和交锋都是围绕着传统与现代、民间与革命的矛盾而产生的。这一切所以可能,与“集体创作”的生产方式密不可分。因为它敞开了一个较为民主的交往空间,使得不同话语在其中碰撞交流,形成一个强大的话语场,既想象了“民族新歌剧”的形式,也作用了叙事的意义。这种较量一直延续到离开延安以后的历次修改中,从而形成歌剧《白毛女》研究 3《白毛女》文本的复杂内涵。延安时期,围绕着歌剧主题、喜儿形象、贫苦阶级的成长过程以及歌剧结局等问题,精英话语、民间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展开对话。他们既对抗又妥协,既共谋又龃龉,既追随又游离,最终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沉入文本。但“集体创作”导致的话语民主不是无边的,延安只是有限度地、有选择地开放了这个民主空间。《解放日报》“书面座谈”发起的“争鸣”最后不了了之,就体现了它的尴尬。离开延安以后的多次修改中,意识形态话语显示出它的扩张之势。喜儿逐渐由女儿、女性、母亲成长为一个阶级主体;同时,翻身也成为民众自觉的渴望和追求。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话语的限度也同样明显,其他话语在与其交往中表现了顽强的韧性,

论文目录:

导论

第1章秧歌运动与《白毛女》

1.1 文化资源的重组

1.2 秧歌剧的“现代化”

第2章《白毛女》的生产经过

2.1 “白毛仙姑”传说进入延安

2.2 初次创作的失败

2.3 曲折中的探索

2.4 民族而现代的历史纠葛

第3章 “集体创作”中的革命叙事

3.1 “集体创作”选择《白毛女》

3.2 创作时的“交锋”

3.3 “争鸣”中的尴尬

3.4 转移后的修改

第4章《白毛女》的传播和经典化

4.1 从边区政府到全国政权

4.2 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转中

4.3 “解经典”：舞剧取代歌剧

余论

附录1 歌剧《白毛女》的部分版本

附录2 西战团和歌剧《白毛女》

附录3 歌剧《白毛女》与电影《白毛女》

附录4 歌剧《白毛女》部分研究资料

附录5 “毛女”传说

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

后记

发布时间: 2005-08-08

参考文献

[1].《白毛女》的传播研究[D]. 谷鹏.苏州大学2009

歌剧《白毛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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