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选取我国信息行业70家上市公司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方差度量风险、比较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方法对我国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总结当前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相关性分析多样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在大股东信用度与高管层能力条件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是造成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相关性分析产生相悖结论的原因之一。在股东对企业管理起主要作用的条件下，股东信用度的高低决定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正负性；而在高管层对企业管理起主要作用的条件下，高管层能力的高低决定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正负性。股东信用度的度量是以上市公司信息行业70家公司的数据，结合方差度量风险与回归分析方法对股东信用度进行了度量，拟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基础指标。实证研究发现，股东信用度排名靠前的公司多为绩优企业，市盈率较低，关联交易额相对较小，上市年份较长的公司平均排名不理想，股东信用度与股权集中度具有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高管层能力的评价是以上市公司信息行业70家公司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高管层能力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高管层能力是公司绩效的一种体现，高管层能力与代表股权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不存在相关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在股东信用度与高管层能力的双重作用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随时间与样本的不同而呈三种形态：一是三次项系数或正或负的三次曲线形状；二是三次项系数为零的二次曲线，即U型或倒U型曲线形状；三是一次曲线，即或正或负的线性关系。在样本公司一定的条件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模型当中的三次项系数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量，且该系数可以等于零。以公司治理角度提高公司绩效，加强监管力度，增强执法力度，进而提高股东信用度与高管层能力更值得关注，而不是通过股权结构的变化改善公司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