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圣殿骑士团兴起于十字军运动时期,它的产生、发展和衰亡与十字军运动息息相关。作为第一次十字军的辉煌战果,四个十字军国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诞生。但是西方统治者无力维护圣地的治安,朝圣者经常遭到盗匪、野兽和撒拉森人的袭击。于是,圣殿骑士团应运而生。圣殿骑士团诞生之初,势单力薄,职能单一。1129年的特鲁瓦宗教会议确认了它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从此,西方基督徒的捐赠纷至沓来,使其经济实力急剧膨胀。经济力量的增长导致了圣殿骑士团的职能转型:它诞生之初的职能是保护朝圣者,特鲁瓦会议以后,它一跃而成为十字军国家的一支常备军。12世纪后期耶路撒冷王权衰落以后,它成为保卫圣地的主要力量之一。传统上,基督教会对战争持否定态度,但是,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对战争主动或被动的参与逐渐改变了它的和平主义路线,最终导致了圣战理论的产生。圣战是十字军运动的理论基础。圣殿骑士团兴起于圣地,而且成为保卫圣地的一支生力军,自然是十字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它的诞生还是基督教圣战理论的一次突破:它首次将僧侣参与战争合法化,并开创了兼具宗教和军事性质的全新组织模式——军事僧团。一般的十字军战士到达圣地就算完成了圣战义务,但是圣殿骑士长年战斗在东方,终身与异教徒作战,是专职的圣战者。根据基督教神学家的阐释,圣殿骑士屠杀异教徒是替天行道,不是一种罪恶;如果在战斗中被杀,他们是殉道者,其灵魂上了天堂。因此,他们既不畏生,也不畏死。这种定位使圣殿骑士团成为十字军运动期间最狂热的圣战组织。与圣殿骑士团的兴起相比,圣殿骑士团的灭亡匪夷所思。一个以圣战为己任、以保卫圣地为主要职能、并且为此作出重大和持续牺牲的狂热圣战组织,在西方遭到了基督教同胞的镇压。圣殿骑士团被指控的罪名是信奉异端、崇拜偶像和鸡奸。然而,此案没有任何物证,人证全都来自于道听途说,圣殿骑士的认罪供词是刑讯逼供所得。所以,19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对圣殿骑士团的指控不成立,对它的判决是一起冤案。今天,这个判断已经成为定论。作为圣殿骑士团审判的主导者,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自然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异端、偶像崇拜和鸡奸的指控只是他镇压圣殿骑士团的借口,他的真实动机是夺取其财产以缓解自己的财政压力。镇压圣殿骑士团以前,他面临着财政困难,镇压以后,他从掌控的圣殿骑士团地产中获得巨额收益,这使他的物质动机看起来十分明显。但是,物质动机论无法解释以下事实:在维埃纳公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圣殿骑士团财产的时候,腓力四世坚决要求将其移交给医院骑士团,而不是移交给各国君主。这与他的“物质动机”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既然作为公论的物质动机论与史料的指向发生了矛盾,从宗教方面去探讨圣殿骑士团审判背后的动机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首先,圣殿骑士团一案是一桩有关信仰的案件,在探讨事件动因的时候抛开宗教因素不符合常理;其次,法国王室一直以最虔诚的基督教君主自居,自从路易七世以来,卡佩家族就声称将自己献给了十字军圣战事业。路易九世除了常常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文、长期斋戒、扶助贫弱、兴修教堂和修道院、鼓励设立异端裁判所外,还两次东征,并且死于第二次东征途中。这种虔诚使他在1297年被封为圣徒。受家族传统的影响,腓力四世热衷于斋戒、苦行,甚至穿刚毛内衣,其宗教虔诚无可置疑。从他在位期间的几起异端案件来看,他的虔诚已经发展到狂热和偏执的地步。正是宗教狂热和偏执使他相信了于圣殿骑士团不利的传言,把总团长反对军事僧团合并计划的行为解读为“异端分子在破坏圣战事业”,从而决心除掉圣殿骑士团。与物质动机论相比,从宗教方面解释圣殿骑士团一案背后的动因更加符合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特征。那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宗教狂热是十字军运动发生的社会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去谈论圣殿骑士团的兴起和灭亡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腓力四世的镇压不是因为圣殿骑士团有罪,而是因为他相信圣殿骑士团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