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五四”时期文艺界对以“四王”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画的批判,主导了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派绘画的艺术主张,进而引发了“艺术大众化”和“生活反映论”的艺术主张。与此同时,以维护传统之价值,强调以自我文化为基础,从传统中寻找发展脉络的艺术主张也相应产生。潘天寿的“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和“双峰论”作为这一画学思想代表,在浙江美术学院的教学环境下得到持续性的发展。这一思想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徐悲鸿体系笼罩中国美术界的情况下,强调民族绘画语言与精神的双重特征,寻求与当时主流思潮的结合点,以开放而自信的心态在狭缝中寻求中国画的自我发展,在当时否定中国画传统的潮流中证明了民族绘画获得新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并进而刺激产生了“新浙派”人物画的阶段性成果。这种追求与浙江美术学院教学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一直影响到新时期浙江美术学院画家群体的创作追求,促生了以浙江美术学院画家群体为中心,力求“传统出新”、“以中化西”为画学主张的“新浙派”中国画。据此,本文系统而全面地展开“新浙派”中国画的历史渊源与特征的研究。从学界对“新浙派”概念使用的混乱开始,论证了中国绘画史上“画派”概念演变与历史认知,以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尚处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新浙派”。在对“新浙派”的渊源研究上,作者从学院的学术环境、浙江的地域和人文因素等方面进行阐述。通过与明浙派、海派的比较使之明晰,进而结合了浙江美术学院与“新浙派”的特殊关系、林风眠与潘天寿艺术思想的比较、白社与“新浙派”的关系、“新浙派”人物画的突围及“新浙派”艺术思想进行了宏观考察,提出了“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双峰论”和“两端深入”三个“新浙派”民族绘画思想的演变。在此基础上,通过花鸟、山水、人物三个中国画分科的代表画家的艺术成就的分析,对“新浙派”的实践之路进行了考察,以“觉醒与维护”、“内省与外化”、“通变与拓展”概括了“新浙派”绘画实践的表现形式,认为“新浙派”在“传统出新”上创造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当代价值。其后,又从“文脉传承’——选择性临摹”、“‘取舍由心’——中国式写生”、“‘书画同源’——书法性笔墨”、“‘厚积薄发’——学者型画家”、“‘推陈出新’——开放性传统”五个特征对“新浙派”的艺术特征和教学特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文章的结语中,作者通过对“新浙派”在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和“现代化”主张时所坚守的民族绘画之路和强烈的使命感的肯定,并就“新浙派”中国画的绘画主张隐含着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依据中国画“传统”背后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相信中国画的传统在与外来文化体系的并存对照中仍将延续、发展,传统的民族性将重新被发现、认识,民族绘画之路将不断展示出自身的现实意义,激励后人“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