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视角下的陕西省经济增长因素研究 ——基于1978-200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摘要

1978-2007年,中国GDP保持年均9.83%强劲增长势头,陕西省GDP年均增长高达10.36%,但陕西省与东中部省份之间的差距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陕西省作为中国西部地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如何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逐步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是学术界和有关决策层十分关心的议题。而厘清推动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因素及贡献率,探寻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源,就成为了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工作。本文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核算理论、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理论,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主要偏重于定量分析的方法,测算了1978-2007年间资本形成、最终消费、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物质资本、劳动、TFP增长（广义技术进步）、人力资本、R&D资本、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社会结构演化、对外开放、制度变革、行政成本等因素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分析了地域文化心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第一,改革开放后的1978-2007年,陕西省虽取得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GDP增长速度,但实际上并未取得明显的发展优势,也未能有效“跑赢”全国平均水平。第二,1978-2007年,推动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因素按照贡献率大小依此为:物质资本（57.32%）,包含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的人力资本（15.81%）,R&D资本（5.60%）,包含产权制度改革、市场化、政府职能转变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制度变革（5.27%）,包含工业化和城市化因素的经济社会结构演化（1.34%）。而政府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是负贡献（-0.80%）,“未知因素”贡献率为15.46%,陕西省地方文化心理中存在不少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因素。第三,近年来陕西省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矿产资源开发、高强度的物质资本投入,技术进步（TFP增长）贡献率低（20%左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4.5%,且呈现下降趋势,“投资推进型经济”、“资源推动型经济”、“能源沉浮型经济”等外延型增长特征越来越明显,不排除“资源诅咒”在陕北的出现。第四,陕西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陕西是人力资源大省而非人力资本强省。第五,中国和陕西省均于1992年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目前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的过渡阶段,陕西省工业化程度略微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陕西省已先于全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加速阶段。第六,陕西省R&D投入强度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政府资金所占比重太大、企业比重太低,且从事R&D活动的企业比重太低;陕西省财政科技投入是引起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经济增长并不是财政科技投入增加的原因,科技发展支撑力不足。第七,制度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制度变革的力度在降低,“体制回归”的风险一直存在;陕西省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程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计划制订、目标考核等政府因素的推动,GDP往往会出现刚性增长。第八,经济社会结构演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但较稳定,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落后,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标准,并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公有经济比重明显高于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开发区作用日益增大。第九,陕西省因对外开放不足而未能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综合效益,可视为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未能有效“跑赢”国平均水平、经济未能实现集约型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十,凡是与外延增长有关的指标和数据,陕西省大部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凡是与内涵增长有关的指标和数据,陕西省大部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多方位、多因素、以定量分析为主,梳理了1978-2007年间推动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综合利用（或改进利用）了国民收入分析法、索洛“余值法”、科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巴罗—马丁（Barro-Martin）人力资本模型、Maxwell J.Fry对外开放多元回归模型、产业错位分析法、最小二乘法（OLS）、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永续盘存法、主成分分析法（PCA）、有限数据拟合法等模型和方法,建立了包含多因素的陕西省经济增长模型,测算了十多个因素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数据和模型计量结果说话,并对模型间的结论进行相互比较和验证,且几乎所有数据均与全国数据进行了对比。第二,独立测算了全国和陕西省1953-2007年的物资资本存量、1953-199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陕西省1978-2007年的“受教育年限法”人力资本存量、R&D资本存量、“制度变革当量值”、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依存度、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最终消费平减指数等法定统计数据中未涵盖的基础数据,测算和引用的数据较翔实和全面。第三,尝试将文化心理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分析了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陕西省地方文化心理因素,并分析了陕北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资源诅咒”问题。

论文目录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思路
• 1.4 论文框架
• 第二章 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核算理论和研究动态综述
• 2.1 经济增长的概念
• 2.2 主流经济增长理论
• 2.2.1 古典经济增长思想
• 2.2.2 哈罗德—多马模型
• 2.2.3 索落—斯旺模型
• 2.2.4 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
• 2.3 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 2.3.1 二元经济理论
• 2.3.2 循环累计因果关系原理
• 2.3.3 不平衡发展理论
• 2.3.4 增长极理论
• 2.4 其他与经济增长有关的理论
• 2.4.1 新制度经济学
• 2.4.2 创新理论
• 2.5 经济增长核算理论
• 2.5.1 索洛“余值”法
• 2.5.2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
• 2.5.3 国民收入分析法
• 2.6 研究动态
• 2.6.1 基于索洛“余值”法的研究
• 2.6.2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
• 2.6.3 基于国民收入分析法的研究
• 2.6.4 基于发展经济学的结构调整研究
• 2.6.5 陕西省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文献
• 第三章 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与陕西经济增长
• 3.1 国民经济核算
• 3.2 国民收入分析法的推导和应用要求
• 3.2.1 数学推导过程
• 3.2.2 价格
• 3.2.3 计算周期
• 3.2.4 在中国使用时的难点
• 3.3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三大需求贡献率的测算
• 3.3.1 已有数据
• 3.3.2 陕西省资本形成发展速度的推算
• 3.3.3 陕西省最终消费支出发展速度的推算
• 3.3.4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三大需求贡献率测算结果
• 3.4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三大需求结构的计算
• 3.5 对测算结果的综合分析
• 3.5.1 陕西省情况分析
• 3.5.2 与全国的比较分析
• 3.5.3 国际比较
• 3.6 政策建议
• 第四章 物质资本、劳动、技术进步与陕西经济增长
• 4.1 三大生产要素
• 4.1.1 劳动
• 4.1.2 物质资本
• 4.1.3 技术进步
• 4.1.4 全要素生产率
• 4.2 索洛“余值法”
• 4.2.1 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
• 4.2.2 索洛“余值”法的具体形式
• 4.2.3 索洛“余值”法的基本应用条件
• 4.2.4 索洛“余值”法在中国何时适用?
• 4.3 数据来源、估算和参数估计
• 4.3.1 产出、资本、劳动的代理变量选择
• 4.3.2 不变价
• 4.3.3 资本存量的测算
• 4.3.4 α和β的估算
• 4.4 1978-2007年间全国、陕西省技术进步测算和主要结论
• 4.4.1 测算结果
• 4.4.2 主要结论
• 4.5 政策建议
• 第五章 人力资本与陕西经济增长
• 5.1 人力资本的概念和研究回顾
• 5.2 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效益和度量
• 5.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
• 5.3.1 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生产函数
• 5.3.2 曼昆—罗默的熟练劳动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5.3.3 巴罗—马丁的人力资本模型
• 5.4 全国和陕西省人力资本状况
• 5.4.1 人口和受教育状况
• 5.4.2 医疗保健
• 5.4.3 财政性教育投入
• 5.5 全国、陕西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定量关系研究
• 5.5.1 改进的巴罗—马丁人力资本模型
• 5.5.2 公式推导和数据来源
• 5.5.3 计量结果
• 5.5.4 综合分析
• 5.6 政策建议
• 第六章 R&D资本、财政科技投入与陕西经济增长
• 6.1 技术创新的定义及R&D的作用
• 6.2 全国和陕西省R&D、科技活动现状分析
• 6.2.1 R&D经费及投入强度
• 6.2.2 R&D资金来源
• 6.2.3 R&D执行机构
• 6.2.4 R&D活动类型
• 6.2.5 专利授权量
• 6.2.6 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
• 6.2.7 财政科技投入
• 6.2.8 大型企业研发投入
• 6.2.9 科研体制
• 6.2.10 基本结论
• 6.3 陕西省R&D资本存量测算
• 6.3.1 1978年R&D资本存量测算
• 6.3.2 1978-2007年时间序列 R&D资本存量的估算
• 6.3.3 对陕西省 R&D资本存量的基本判断
• 6.4 陕西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 6.4.1 协整理论
• 6.4.2 协整分析
• 6.4.3 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 6.5 政策建议
• 第七章 经济社会结构演化与陕西经济增长
• 7.1 工业化和城市化
• 7.1.1 工业化
• 7.1.2 城市化
• 7.1.3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
• 7.2 区域经济结构
• 7.3 全国视野下的陕西省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研究
• 7.3.1 全国、陕西省工业化、城市化水平
• 7.3.2 全国、陕西省的产业结构错位分析
• 7.3.3 综合分析
• 7.3.4 政策建议
• 7.4 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影响下的陕西省区域经济变动分析
• 7.4.1 近年来三大区域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 7.4.2 三大区域产业结构分析
• 7.4.3 近年来陕西省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矿产资源开发
• 7.4.4 对三大区域产业结构的基本判断
• 7.4.5 县域经济发展分析
• 7.4.6 对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判断
• 7.5 陕北能否破解“资源诅咒”的宿命?
• 7.5.1 陕西矿产资源储藏、开发状况和规划
• 7.5.2 资源诅咒
• 7.5.3 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7.5.4 “资源诅咒”对陕北资源开发的启示
• 第八章 对外开放与陕西经济增长
• 8.1 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理
• 8.1.1 从广义热力学理论的角度分析
• 8.1.2 古典经济学关于对外贸易作用的分析
• 8.1.3 发展经济学关于对外开放作用的论述
• 8.1.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8.1.5 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和实践验证
• 8.1.6 外商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效应体现
• 8.2 陕西省对外开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 8.2.1 开放型经济规模小
• 8.2.2 对外开放依存度低
• 8.2.3 区域开放水平极不平衡
• 8.2.4 国际知名企业投资少
• 8.3 陕西省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作用定量分析
• 8.3.1 Maxwell J. Fry的对外开放多元回归模型
• 8.3.2 回归模型的检验
• 8.3.3 结论
• 8.4 政策建议
• 第九章 制度变革、政府因素与陕西经济增长
• 9.1 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 9.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陕西省制度变革的历程
• 9.2.1 产权制度改革
• 9.2.2 市场化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
• 9.2.3 对外开放
• 9.3 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9.3.1 地方制度创新
• 9.3.2 计划制订和目标考核
• 9.3.3 政治企业家
• 9.4 开发区与制度创新
• 9.4.1 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历程
• 9.4.2 开发区已成为制度创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 9.4.3 陕西省开发区发展状况
• 9.5 陕西省制度变革的测量及综合分析
• 9.5.1 主成分分析法
• 9.5.2 陕西省制度变革的主成分分析过程
• 9.5.3 陕西省1978-2007年制度变革当量值及综合分析
• 9.6 政策建议
• 第十章 涵盖多因素的陕西省经济增长模型
• 10.1 计量模型的设计
• 10.2 数据及指标来源
• 10.3 计量结果及分析
• 10.3.1 参数的估计
• 10.3.2 回归模型的检验
• 10.3.3 要素贡献率
• 10.4 结论及综合分析
• 第十一章 地域文化因素与陕西经济增长
• 11.1 文化的内涵
• 11.2 文化心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理
• 11.3 西方文化心理因素与经济增长
• 11.4 儒家文化与经济增长
• 11.5 地理环境与经济增长
• 11.6 中国地域间文化差异与经济增长
• 11.7 陕西地方文化心理因素与经济增长
• 11.7.1 陕西人群体性格特点
• 11.7.2 陕西省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地方文化心理因素
• 11.8 以解放思想和扩大开放再造陕西现代的地域文化心理
• 第十二章 结论
• 12.1 本文的主要工作回顾
• 12.2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12.3 本文的创新之处
• 12.4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