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基于利益群体的分析视角,以中美企业之间在进行跨国并购过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例,着重关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国内外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使跨国并购这一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进而影响政府部门对外资并购政策的制定过程。论文第一章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提出以及文献综述;第二章就经济安全因素对美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以及中资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为以后讨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提供了事实背景。第三章主要分析中美两国内部影响跨国并购政策的利益群体,为第四章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第四章关注的是利益群体因素对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政策的作用过程,并研究了利益群体卷入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过程的福利影响。第五章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跨国并购事件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第六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利益群体可以发挥边际影响,在特定条件下利用“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帜来最大化自身利益。第一章首先提出了在现实世界的跨国并购过程中所出现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并对“跨国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综述。研究“跨国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新古典学派与新重商学派这样两派观点。新古典学派强调跨国并购是市场行为,基本不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影响。而新重商学派特别强调跨国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认为应该对跨国并购行为进行严格地限制。这两派学者对现实世界里并购过程中遇到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没有深入地剖析,因此本文提出用“公共选择”理论为上述现象进行补充解释。第二章分析经济安全因素对美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以及中资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影响。近年来全球跨国企业并购活动以波澜壮阔之势发展。2000年以来美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主要有爱默生收购安圣电气、美国IDT并购新涛科技、新桥基金控股深发展、柯达收购乐凯股权、AB集团收购哈啤、凯雷投资收购徐工机械、花旗牵头财团收购广发行股权等。总的发展趋势是美资企业在中国服务业领域的并购活动越来越多,跨国并购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中国国内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成为美资企业并购的重点对象。其中美国柯达收购乐凯股权、新桥基金控股深发展和凯雷投资收购徐工机械案引起中国内部关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担忧。与此相对,2000年以来中资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案例有万向集团收购美国UAI公司、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阿里巴巴并购雅虎中国、海尔美国公司竞购美泰克公司、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华为公司参与并购3COM公司等。获取技术、品牌和战略资源是中国企业对美并购的重要动因,并购规模正在逐渐扩大,并购领域有多元化的趋势。而联想收购IBM PC部门、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公司及华为公司参与并购3COM公司案引发了美国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美资企业对中资企业并购处于主动态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较深,说明了美国企业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中美企业之间的跨国并购过程大多数是市场行为,证明新古典学派理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有些并购案例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有关联,说明新重商学派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作为“公共选择”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群体的经济理论进一步表明了个人行为是受利益群体影响的。所以第三章讨论了影响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政策过程的利益群体。美国的多数跨国公司以及少数中国大型企业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居于优势地位,成为放松跨国并购政策的积极鼓吹者。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分权制的实行,大量地方国有企业成为跨国并购的接受者,而一些急于出售的美国企业也站在欢迎跨国并购的行列,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和美国传统产业在世界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受到跨国并购带来的威胁,成为限制跨国并购政策的拥护者。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都是新古典学派,强调世界经济的自由开放,对跨国并购基本持赞同态度。限制跨国并购的声音在美国是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发出的,在中国则主要来自新重商学派的经济学家,强调跨国并购对本国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9·11事件后,经济民族主义在美国媒体的渲染下有了更广的群众基础,从而影响到美国民众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因特网的普及,中国国内媒体的言论自由度逐渐扩大,经济民族主义潮流在中国媒体和民众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国国会议员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当选概率,成为传递利益群体声音的重要渠道;而中国地方政府出于税收最大化的考虑,支持跨国公司对本地企业的并购。这意味着利益群体对于跨国并购政策的制订可能发挥边际性的影响。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小规模利益群体可能在游说行动过程中更加有效。第四章研究的是利益群体因素对中美企业跨国并购政策的影响。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外国公司欲并购的美国公司如果涉及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该项并购将受到特殊的审查,执行审查任务的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全面的经济安全战略,而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更使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对并购案的审查过程中必须考虑民众的意见。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而2003年中国新领导人的亲民态度使得中国商务部在审批跨国并购案时更加重视来自民间的声音。当国内生产者利益群体的游说活动与上述因素结合后,跨国并购过程可能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2003年美国柯达公司试图对中国乐凯胶片公司进行并购,导致中国学术界对于此案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了大讨论,最后柯达公司只获得20%的股份。2004年12月中国联想公司宣布收购IBM PC部门,由于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并购交易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这一交易展开了深入的安全问题调查。2005年中海油公司试图收购优尼科公司的事件经由媒体高度曝光后,引发美国公众的强烈对立情绪和国会的普遍担心。美国国会批准了能源法案的修正案,使美国政府对中海油并购的审查时间延迟了近2个月,最后导致中海油被迫退出竞购过程。同年,当美国凯雷投资公司试图收购中国徐工机械之时,以“三一重工”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利用因特网的“博客”工具等媒体,提出该并购案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从而影响到中国政府对美国凯雷公司跨国并购方案的审批,并加快通过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本章还研究了利益群体以“国家经济安全”为旗帜来影响外资并购政策对整个社会的福利影响。如果利益群体参与政策制订过程的再分配效应和产出效应同时存在,那么群体数目与福利损失的关系呈抛物线型（∩）分布。因此,影响跨国并购政策制定过程的利益群体数量增加,可能使得作为博弈结果的并购政策带来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了就经济安全因素和利益群体因素对跨国并购政策的影响进行计量经济学的论证,第五章以企业跨国并购是否上升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因变量,以跨国并购金额大小和股权比例多少、母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好坏程度、并购涉及产业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是否有利益群体卷入等为自变量,采用Logit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分析,以确定哪些因素会使跨国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计量分析表明,利益集团的卷入会使跨国并购被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的政治高度的可能性增大;跨国并购涉及的产业敏感度越高,越有可能出现“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本文的结论（第六章）是:对于中美这两个世界经济大国而言,经济安全因素与利益群体因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跨国并购的市场行为过程被政治化。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对外跨国并购时必须注意“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对外资并购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设置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具体的政策应该依据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均衡来决定。中美两国之间可以通过加强对话机制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以争取跨国并购给母国和东道国带来双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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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中美经济关系论文; 跨国并购论文;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论文; 利益群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