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组织形式问题研究 ——论“一党训政”下的“多层面商谈形式”

论文摘要

本文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事实为主线,具体分析了国共两党在“互谅”基础上客观存在的处理矛盾与冲突的有效合作组织形式——“多层面商谈形式”,并通过对这一合作组织形式在国民党“一党训政”下,长达10余年历史作用的深入研究,说明这一合作组织形式的形成、扩展和终结都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全文除导论外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一党训政”下“多层面商谈形式”的形成。由于日本法西斯发动了侵华战争,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国共两党都各自转变了政策,开始了以“协商谈判”为主要形式的早期秘密接触。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商谈进入到了正式的、公开的阶段,标志着“商谈形式”的初步形成。1937年9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在基于对国民党主导地位承认的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党际关系、军事、制度、外交、教育、妇女、青年等各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合作,标志“一党训政”下的“多层面商谈形式”的正式形成。第二部分,对“一党训政”下“多层面商谈形式”的全面展开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论证。其主要体现在:在抗日与民主问题上的多层面政治商谈、在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上的多层面商谈、在军事方面若干问题上的多层面商谈、在涉及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问题上的多层面谈判等。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陷入一个低谷,相互间的信任降至抗战来的最低点,直至1942年秋,由于各方面局势的变化,中共方面委派林彪与国民党方面才又展开新的接触,并先后展开涉及政治信仰问题上的谈判和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此外,两党还在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多层次商谈上相继取得了积极进步的多项成果,有效地缓解了两党在抗战中发生在各方面的冲突与摩擦,将两党的合作一直维持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部分,以“一党训政”体制与“多层面商谈形式”的终结为标志,分析论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组织形式形成、发展以及终结的历史必然性。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正处于合作关系中的国共两党,一方面意味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达到了其形成时所设定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意味着这种合作失去了原有的基础,必须要寻找到新的共同目标和一种适当的形式来得以维持。国民党蒋介石欲图继续维护其“一党训政”秩序必然招致以中共为代表的民主势力的强烈反对,而“联合政府”正是改变“一党训政”秩序,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民主的新的合作组织形式,但最终为国民党坚决否定,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合作最终破裂,“一党训政”下的“多层面商谈形式”也正式宣告终结。本文的结论是:由于两党各自的情况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都有很大的不同,采取不同于第一次合作的组织形式是必然的;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时两党实力相差较大,国民政府已经成为国际上所承认的合法政府,合作建立于国民党“一党训政”下也就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由于国共两党经历了近十年的武装斗争,相互间存在了太深的敌意,“多层面商谈形式”必然成为抗战时期两党互信合作的维系机制;当国共两党寻求继续合作的主题由抗日转换为围绕国家权力的分配,而国共两党各方面实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的情况下,两党合作必然破裂、国民党“一党训政”秩序也将必然终结。

论文目录

•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1章 “一党训政”下“多层面商谈形式”的形成
• 1.1 “一党训政”体制的确立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 1.2 华北事变后国共两党在国内外多渠道的接触与商谈
• 1.3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商谈机制的形成
• 第2章 “一党训政”下“多层面商谈形式”的展开
• 2.1 在抗日与民主问题上的多层面政治商谈
• 2.2 在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上的多次商谈
• 2.2.1 在处理党际关系上的继续
• 2.2.2 组建“一个大党”方案的尝试
• 2.3 在军事方面若干问题上的多层面商谈
• 2.3.1 促成军事合作中的多次商谈
• 2.3.2 舒解军事摩擦事件中的多层面商谈
• 2.3.3 皖南事变后攻与守的激烈较量
• 2.4 在涉及政治信仰和政体制度问题上的多次商谈
• 2.4.1 在涉及政治信仰问题上的商谈
• 2.4.2 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
• 2.5 在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多层次商谈及成果
• 第3章 “一党训政”体制与“多层面商谈形式”的终结
• 3.1 战后中国历史主题的转换
• 3.2 “一党训政”体制的空前危机与“多层面商谈形式”的终结
• 3.2.1 两党领袖参与的重庆谈判
• 3.2.2 多方参与的政治协商
• 3.2.3 两党合作的彻底破裂
• 3.3 第二次国共合作组织形式的历史必然性分析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