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研究美国此次“次贷危机”的爆发过程以及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的恢复过程,发现1977年左右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急剧增大与经济政策上“次贷”政策的颁布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而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也不断下降,在分析此次次贷危机发生过程中的政策影响后,引出可以从收入结构角度研究财产性收入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基于美国详实的经济数据,本文首次运用AR（3）-GARCH（1、1）模型拟合美国二战以来的真实GDP的波动情况,在此基础上建立GDP波动、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变动情况的VAR模型,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财产性收入与经济波动的数量关系为财产性收入占比变动能显著单向引发经济波动,并分析了财产性收入影响经济发展稳定性可能的内在传导途径。为分析财产性收入影响经济波动的理论基础,本文以研究居民耐用品消费选择的（S,s）模型为起点,通过将1945年后的美国经济数据分为财产性收入占比变大之前（1945-1977年）以及之后（1977-2009）两部分分别进行分析,证实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增大后,财产性收入风险将变大,且与其他收入来源相比能显著影响居民永久收入风险,上述统计意义上的财产性收入风险增加代表了广义的财产性收入风险增加。居民收入风险增加导致居民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概率下降,继而实体经济运行受到影响。财产性收入在经济稳态发展过程中并不会影响经济稳定性,而受经济政策影响占比加大后却会增加经济发展波动性,基于此种特点本文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即应合理引导财产性收入的增加,维持其稳定及合理,而居民的收入增加应来自于居民工资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此外,本文认为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消费驱动型的政策更适宜稳定经济发展。我国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虽然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已经有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本文对美国经济的探讨对我国居民收入结构相关的政策制定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