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中美两国都存在择校问题,由于两国在传统文化、自然环境、经济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不同,择校问题在的内容、目标、前提预设及制度设计上都表现出较大差异。美国试图通过“择校”对以科技理性和权力垄断为核心的现代科层制进行解构,从而使教育朝着多元化和自主化方向发展,以适应后工业时代的社会需求。中国是在社会剧烈变革的大背景下,以优质教育资源与民众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彰显择校问题,并以现有体制内的综合治理为基本制度样态。探析两国择校问题形成的原因、在解决择校问题上遵循的规范模式和社会学法则,在两种内隐的前提预设下何以形成两种制度框架,并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分析两种制度是否可以解决择校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达成其既定目标,是我国在根本上解决择校问题上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前提。美国由于凯恩斯主义国家政策的失败和旧有教育体制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而建立了以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新管理主义和后福利主义为理论基础择校制度。其择校政策经由了从《布朗法案》到《国家在危险之中》再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从政府强制种族配额到磁石计划、开放入学、教育券制再到教育体制的整体变革的历史更演。中国则因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民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望而产生义务教育择校问题,其价值取向经历了从“绝对公平”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全面公平观”的演变。择校政策经历了从公立垄断到抓重点、促民办再到教育均衡发展的综合治理阶段。美国以创办磁石学校、特许学校、私立学校及家庭学校为主要形式,并以教育券、开放入学及教育税减免为主要制度构架。中国则是以就近入学、转制学校改革、一费制、教育均衡战略等为解决择校问题的制度安排。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与时代所特有的价值理念以及个人的价值追求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紧张状态,使教育改革极具复杂性,因此教育改革的实质是在不同的价值追求中做出取舍或者平衡。两国择校正是在教育效率、平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以及何以平衡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前提预设,从而导致了中国在现代科层制框架内解决择校问题。而以传统的宗法伦理和人际关系为其内核的不伦不类的现代官僚制度始终是教育变革难以回避的制度瓶颈,必然导致教育目标单一、体制僵化、评价标准简约、产权模糊不清、多元需求难以表达、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而美国则认识到科层制的天然缺陷,在非中心化与自主决策的后现代视野中化蛹为蝶,以多元文化教育的兴起、自主学校的不断涌现、终生教育理念提升及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为表征的自主制教育形态正在形成。择校问题颇具时代特征,它既是诸如能源危机,环境恶化,人口剧增,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等问题的表象,同时也是人们对工业化时代单一模式的恐惧与无奈。择校不仅是要选择一所学校,更重要的是选择一种教育。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权威力量的消解,不同群体、不同层面上的知识的交汇、协商与建构。单一主流文化主导向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多重文化基因交融与重组的趋势在加强,人们不再迷恋任何生存与发展的任何单一模式与路径。我国的教育体制中潜伏的危机正孕育着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教育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更是教育发展永葆生机的动力源泉,应当予以充分的保障和尊重。由于对择校与不合理的择校形式认识上的偏差,使得我国在择校问题上采取了简约化的处理方式。因此,继续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战略、扩大教育投资渠道、实行开放入学政策、试行教育券制、创办适应时代发展的契约学校以明确政府、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完善教育组织机构和教育服务保障体系是解决我国择校问题的根本之策,也是我国教育体制变革所面临的重大战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