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唐代女性理想人格研究涉及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献学和哲学等多个学科，因为研究的是女性理想人格，而正史中的女性传文是较为典型的研究材料，能反映出一个时代主流社会对女性理想人格的期待和设定，所以本文主要以《旧唐书》和《新唐书》为中心展开研究讨论。唐代女性结构阶层复杂，主要有后妃、公主、命妇、商妇、征妇、农妇、女冠、女尼、娼妓、婢女等，社会对各个阶层女性的理想人格品质期待不同，女性个体和群体间的人格理想也存在差异，而且女性在唐代前期与后期境遇不同，本文无法一一论述这些差异，主要选取了两《唐书》中收录的“后妃”、“公主”、“列女”（列女主要包括命妇、平民女子等）等女性事迹，尽可能地探讨她们所反映的女性理想人格的共通之处，这一点也体现了理想人格的超越性，能超越不同阶层的特殊性发现其中共同的精神内核，以揭示其文化内涵，深化我们对于传统女性特别是唐代女性的认识。本文按“三从之义”，将女性分为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角色，并以这三种角色为中心分别探讨其理想人格所具备的人格品质。第一章，中国传统女性理想人格概述。本章重点在厘清概念，为唐代女性理想人格研究打下理论基础。第一节，梳理了下不同学科对“人格”一词的不同认识，指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格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指的是道德人品。第二节，首先重新界定了“理想人格”的概念，狭义地理解，理想人格是某一社会某种文化中人们最为推崇的人格模型，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价值标准，广义地理解，理想人格是全面实现人的本质后的存在状态，是某一时代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人格化身，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真善美的统一。理想人格虽具有超越性，但仍很难摆脱其时代性和区域性，理想人格不是唯一的，不具有普适性。其次简要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三大类型，分别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道家与道合一的圣人人格和佛家觉行圆满的佛陀人格，并指出唐代理想人格与先秦慕儒家之德风、魏晋慕庄老之洒脱相比，唐人又增加了成佛这一理想。第三节，首先，从考察女性人格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发现，男尊女卑文化并没有天然合理性；其次，重点介绍了唐代女教书中倡导的三种女性理想人格范型，并以新的视角去解读“窈窕淑女”、“贤内助”、“女以弱为美”这三种范型，在了解过去女性理想人格范型的基础上澄清人们对它们的误解。通过研究发现，女性理想人格与男性理想人格所应具有的人格品质，并非两套不同的标准，其内涵皆是仁义礼智，是对真善美的一致追求。第二章，理想的女儿人格。本章从曲从娱亲、不婚养亲和哀毁过礼三个方面来了解唐代女性孝行的特征：在第一节中，围绕女儿如何“致其乐”探讨何谓“孝”，认为娱亲不只是以声音笑貌哄父母一时高兴，而是贵在有诚敬之心，然而为了让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在从父母之令时，难免父母之志与己志相矛盾，在己志不得伸时，难在曲从，既要懂得变通顺从，无法变通的时候只能委屈顺从，不主张忤逆力争，事父母之道，应着眼于“有隐而无犯”，“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而两《唐书》中强调女儿在娱亲之时，要机灵，察言观色，鼓励女儿读书识字,明理善谏。在第二节中，围绕“从父”与“从夫”的两难选择展开讨论，若夫家妻母的角色与本家女儿的角色相冲突时，唐代统治阶级鼓励以孝亲为重，使那些为了奉养亲人而不结婚或是结了婚特意离婚的女性名留青史。很显然，唐人更注重血亲关系，认为孝亲之情要重过夫妇之义，所以史书中才会出现鼓励女性不婚养亲、离婚养亲等孝举。在第三节中，围绕女儿为父母居丧展开讨论，与前后代相比，唐代开启了孝道实践极端化的孝烈之风，史官偏爱哀毁灭性的极端孝举，认为女儿付出的生命健康以及幸福的代价越大，似乎越能彰显孝心之恳切。第三章，理想的妻子人格。本章主要从事常之道和事变之道两大方面来阐述唐人理想的妻子人格。因为“妻子”称谓较为符合现代人的理解，但并非唐人称谓，而且唐代不同阶层“妻”之“名”不同，在不同场合，“妻”之含义也不同，所以本章第一节重在梳理不同阶层之人对“妻”的不同称谓，而古代的“名”不仅仅是称谓，“名”中蕴涵了地位、责任与品德，分析“妻”之“名”，也可察知对不同阶层之“妻”的理想人格期待。第二节从在夫家日常家务中考察理想妻子的人格品质要求，“备百姓”讲的不仅是希望妻子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还期望妻子有“不妒忌”的美德，为了夫家能广后嗣要宽容地接纳丈夫之妾室；“备酒浆”包含着对妻子勤俭美德的期待，妻子操持炊饮等家务事要勤劳节俭，既要用酒食善事舅姑与夫君，也要用酒食款待客人，还要纳酒浆，礼相助奠，其中特意指出，唐代的妻子与现代不同，“同财共居”的制度使得唐代妻子与舅姑长期生活在一起而不能分家而过，而事舅姑之道虽如事父母，但又有不同，事舅姑强调恭谨顺，不主张谏争；“备埽洒”讲的不仅是妻子要从事洒水扫地、清除脏污等粗浅活计，而且是儒家慎始文化之体现，从生活环境的洁净上升到了道德洁净，是对妻子“清贞”品格的期待。第三节从应对丈夫非常状况时考察理想妻子的人格品质要求，理想的妻子应在逆境、困境和险境中“扶助其君”；唐人主张女子应读书解文字，这样才能知礼明德，“夫非道则谏”，而非盲从，然而妻子的“枕边风”有时是忠言，使夫不陷于非义，有时也会是谗言，陷夫于不义，然而女子是否祸于人关键在听信她们意见的男性而非红颜之祸；唐人再嫁观念开放，强调的贞洁观念主要指的是婚后贞洁，而且在贞洁与忠义发生矛盾时，史官所录传文崇忠义轻贞洁，褒奖失节委屈伺机勇杀贼寇的女性。第四章，理想的母亲人格。本章主要从“从子”与训子两大方面来考察唐人理想的母亲人格。因为唐代是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所以对于子女来说，生活中不只是有生母，还有嫡母、继母、庶母、慈母、养母、出母、嫁母以及保傅乳母等诸母，诸母的不同称谓代表着她们与子女亲疏关系不同，所以第一节重在梳理诸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以及地位。第二节和第三节其实是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寡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唐人虽因为孝道需尊母，但是“从子”说并非毫无意义，只是“从子”之“从”与“从父”、“从夫”不同，尤其在母子意见相左时，弱势的母亲曲从于子，强势的母亲不仅可主动断绝母子关系，还可如武则天一般废黜其子伸张自己的意志。母亲在子女面前的这种权威，既来自于教养之恩，也源于母亲自身德行的感化以及礼法的教化。理想的母亲应该在“从子”与“训子”中找到合适的相处方式，母从子体现的是妇道，子尊母之训体现的是孝道，只有妇道与孝道有机统一才能构建出和谐的母子关系，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母子应协商处事，母亲应征求儿子的建议，儿子也应听取母亲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