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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圣经》中的人的堕落学说以及上帝选民的观念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圣经思想美国政治文化影响
人类的堕落说与权力的制衡机制
据《圣经?创世纪》载：亚当与夏娃禁不住诱惑，偷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实，犯下了“原罪”，触怒上帝，被逐出伊甸园，失去了永恒的快乐，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人类的堕落”。这一思想与基督教徒世代相传，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深远影响。
逃亡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对“人性恶”认识使建国者们在政治体制建立之初不得不对人性进行思考。他们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对权利有着无穷的欲望。在每一位制宪会议与会者的思想中，这都是一个有着强烈影响的因素。杰斐逊相信：“任何宪法机制能够界定之事我们均不能留待人类美德去处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特别强调：“防止把某些权利集中到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宪法手段和个人活动……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正是基于对人“人性本恶”思想的考虑，要限制政府滥用职权，麦迪逊极力主张将人民交出的权利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利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有了双重保障，两种政府将相互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从限制政府权力出发，美国的建国者们设计了严密的政府内部机构和权利制衡制度。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纵向上实行联邦制，联邦和州各自拥有自己的权利范畴，联邦政府不能任意超越州权。在横向上则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三种权利分别属于总统，国会和法院，这三个分支间亦可互相牵制。
由此可见，对人性的怀疑无疑是美国建立联邦制，三权分立以及权利的制约与平衡的原因之一。对清教徒来说，亚当与夏娃无疑是世人命运的象征，当人们可以在善与恶之间选择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后者。这种思想就导致了两个重要的政治结论：其一，因为政府是由堕落的人组成的，因此不会有诚实公正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的权利应该受到限制。其二，因为上帝是赎罪的唯一根源，因此使人性好转，使人类完善的不可能是政府所为，政府只是镇压人民的过激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清教徒还认为，即使政府的组织者是“上帝的选民”，对它加以限制也是必要的，以免落入不轨者手中。
这些思想在制宪会议中几经磋商，建国者们视人类的堕落为政府问题的根源，也视其为民主的一大挑战。因此宪法的任务就是在人类有破坏自由的趋势下准许一个共和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建国者们打破了传统的政治思想，把“人类的堕落”既视为自由的障碍也视为共和的财富。他们唯一关心的问题便是如何保证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可以维护良好秩序的政府。建国者们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机构间的分权，使政府的分立的三权可以互相牵制，自动抵制另一分支的越权行为。他们认为共和的政府须由政府机构本身去维持，而不是靠人类的道德。建国者们对人类堕落理解的思想也被人民所广泛接受，反联邦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都抵不过人类的贪婪与野心。在整个制宪会议中，辩论都是围绕着清教徒对“人性恶”的认识而进行的。
上帝选民的思想与美国人的使命感
“上帝的选民”意即犹太人是上帝从万民之中挑选出来的特等选民，负有上帝委托的特殊使命。这一说法由犹太早期的神话“挪亚方舟”演变而来。而大洪水之后，犹太族的始祖亚伯拉罕的祖先便是挪亚的长子——闪（Shem）。上帝选中亚伯拉罕以及其后裔即犹太人为其选民，赐福于犹太人，同时也使其流离外邦，饱受苦难。最后诏使使者摩西率领族人脱离苦海，获得拯救，奔向自由。有如中国古代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种因契约而产生的使命感使犹太人虽然几经流散，饱受折磨，但仍然不屈不挠，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以及富有韧性的民族精神。17世纪，首批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把自己的这次朝圣之行视为上帝与犹太人立约的再次显现。像远古的犹太人一样，清教徒也感觉上帝选择了他们去为人类赎罪，却完成伟大的使命。如果他们可以在北美的荒野之中建立一个新的基督教团体，创立一个新的“上帝的以色列”，世界其他部分的人则会看到上帝忠实的选民如何受到褒奖。这种使命感表明存在着比国家利益更高的东西，如果国家背离了道德规范就应该受到批判。如《圣经?新约》所示：上帝保佑的国家必须对上帝负责，必须有更高的行事标准。因为违背的人会受到公正的上帝的严厉惩罚，这会使其选民更加坚定使国家保持公正的道德尺度。
这种强烈的宗教信仰和使命感是美国人形成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美国人注定在上帝的指引下去成就伟大的事业。清教徒在新大陆的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革命的成功，使他们脱离了英国的统治。革命的成功使他们认识到在一个专制的世界里共和制的独特性。从心理上来讲，美国人已经准备好甚至急于将自己的这种政治和社会观念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恰逢欧洲的启蒙运动也在蓬勃发展，美国革命的成功对法国革命的爆发及成功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积极在专制的欧洲推行其宪政。这种思想致使美国人致力于领土的扩张，首先是杰斐逊总统从拿坡仑的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之后杰克逊总统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获得了墨西哥一半的领土。同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又发生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西进运动”，将思想与文明播撒于西部荒野。科学与技术的突破更增强了美国人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也提高了其在海外的威望，工业领域取得的进步使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美国变成了充满生机与繁荣的上帝的“应许之地”。
美国人深信他们的国家以及其政治体制的独特性，对他们来说就是去反映这种独特性。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致使他们饯行扩张性的外交政策，就是所谓的“天定命运”，为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领土的扩张找到了似乎合理的借口，美国人认为上帝选定了他们去推行其民主及其政治制度，他们的扩张是天注定的，是不可避免的。最后，这种思想导致了美国人去寻找海外市场，并在国际事物中强加其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理念和世界观成为了美国十九和二十世纪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如悉奥多?罗斯福的“大棒与金元”外交，以及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的外交政策，欲在全世界范围推行美国的民主及其政治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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