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闽北经济突破超稳定状态的策略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王俏茹[1]（2021）在《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增长收敛（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的经典含义是指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长期内向发达经济体追赶与靠拢的过程。经济增长收敛假说始于Solow（195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其主要包含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否存在收敛,即对收敛的存在性进行判断;第二,为什么会出现收敛,即对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第三,如何能促进收敛,即对收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这是一个重要但又十分复杂的问题,首先,收敛性回答的是经济差距缩小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不得不重视的现实问题,在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剖析经济体间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其背后的成因,而收敛性假说则成为了近二十年来在总量层面分析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其次,经济增长收敛涉及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且不同的理论对收敛结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关于收敛性假说,学术界至今仍未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框架与实论结论,这正是收敛性研究的复杂之处。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于理解收入差距的未来变动趋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为欠发达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差距的缩小,以及经济体内部区域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提供了一种形象的描述。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收敛理论还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能够为政府的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事实上,关于经济增长收敛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在内部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则面临着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水平跃升的考验,这两大挑战均对应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性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收敛性问题,而后者则是将中国作为一个个体考虑其与世界范围内其它国家之间收敛性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重新审视了中国内部与外部的收敛性特征,并从“横向收敛”和“纵向收敛”两大角度展开了系统的研究。首先,“纵向收敛”主要研究一元经济体向自身稳态逼近的收敛过程;而“横向收敛”则研究多元经济体之间相互追赶,向共同的稳态收敛的过程。根据研究主体的差异,这一部分又可细分为两个层面。其中第一个层面主要研究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展开了研究;而第二个层面则主要研究全球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对“资本收敛机制”和“技术收敛机制”两大收敛机制进行了验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判断。首先,本文从全国整体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收敛的阶段性特征。笔者首先通过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进行识别,并借助门限回归模型判断中国当前的收敛阶段;随后进一步利用含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金融和技术两大驱动因素对于中国在实现收敛跃升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处于中等收入的收敛曲线上,继续沿现有曲线收敛难以顺利向高收入阶段跃升,中国只有转变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才有可能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因此,为了顺利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跃升,需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入融合,继续挖掘两大因素的潜能。其次,本文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将空间相关性加入到Mankiw-Romer-Weil收敛模型中,得到了空间收敛理论方程,随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间的收敛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发现:中国省际之间存在显着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整体满足条件收敛规律,然而,中国省际之间的空间溢出无论在体量上还是方向上均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且这两大非对称性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尽相同。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增速换挡期,增速下滑的弱势省份会在区域内其它类似弱势省份间形成明显的下拉溢出,而这一溢出对强势省份的影响相对有限,在这两种效应的耦合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阶段性的区域极化现象。再次,本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利用层级动态因子模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建模,以得到各区域以及各省份的因子;随后,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识别区域间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动机制;最后通过计算C-M同步化指数分析了区域间的收敛特征,结果发现:现阶段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东部先行,中西部跟随和东北部相对独立的三元结构,而从区域内的同步化水平来看,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内的省级经济增长质量已初具俱乐部收敛特征,呈整体一致向好态势,这在极大程度上缓和了个体异化引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隐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北地区内部省份间均存在着独有的制约因素和增长桎梏,并未表现出收敛特征。然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资本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对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进行了理论阐释,并通过技术差距的动态演变推导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随后通过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得到以下结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双门限效应,首先,金融水平较低的国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收敛,但其稳态增长率会随着金融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其次,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向前沿增长率收敛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最后,对于已收敛于前沿增长率的国家,金融发展对该国稳态下的相对产出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最终趋于消失。最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借助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各国的俱乐部收敛情况;随后进一步通过技术前沿收敛模型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以对各国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本质条件进行判断,结果发现:各国在向高收入水平收敛过程中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在长期内是非稳定状态,但这种非稳定状态并不容易被打破,需要具备相应的收敛条件才能实现跃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各国向高收入水平收敛的关键,经济体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可通过技术模仿提升TFP,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跃升阶段,需在技术模仿的同时利用全球技术边界提升带来的技术溢出拉动TFP增长,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阶段,需由外部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本文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从国内区域层面的收敛性分析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整体上满足条件收敛规律,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仍未真正改变,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仍需重视;而从国际层面的收敛性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必然会经历经济增速的回落期与调整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收敛需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王登峰[2]（2021）在《西夏立国前后的社会法制治理方式转变评述》文中研究表明
李文[3]（2021）在《清代康熙朝督抚员缺制度安排中满汉差异研究》文中指出督抚制度是清朝中央统治地方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督抚人选安排亦称之为督抚员缺制度,地方督抚的设置与嬗变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满族皇帝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权力意志更为突出,权力控制更为强烈,采取了若干加强皇权专制的制度安排,其中之一就是督抚制度。该制度往往要通过一个权力系统,这个权力系统即督抚系统。以康熙时期八大总督官员的民族属性为基本假设,通过数据及文献分析进一步论证此假设,深入探讨康熙朝设置满汉督抚背后的考量。将统治者的民族理念作为自变量,督抚员缺制度作为因变量深入讨论其中的内在联系。论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切入,探究康熙朝对满汉督抚的权威控制与地方有效治理。在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中,康熙统治集团是如何适当地分寄权力,努力寻找二者的契合之道。进一步讨论了康熙帝是如何安排不同民族属性的督抚对地方进行掌控与管理,既保证了君主集权的实施又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从而揭示清朝进行地方统治的民族特征,进一步丰富官员任用理论及君主集权理论的内容。
张伟军[4]（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杨四海[5]（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指出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李凌方[6]（2019）在《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H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城中村土地资源价值攀升,城中村农民、村干部等利益主体对土地资源的争夺白热化,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同时,在城镇住房保障机制不完善、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结构变化及社会心态变迁的背景下,城中村违法建设现象变得日趋严重,已成为城市管理的难题和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以城中村违法建设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博弈理论及治理理论,从制度供给、利益博弈及政府治理三个联动的维度,承袭“发生逻辑-困境解析-治理机制”要素因果链,遵循“理论演绎-实证检视-机制优化”的研究进路,对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及治理机制进行系统性研究。基于以上思路和对湖北省H市的田野调查,通过对访谈、观察和问卷调查资料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从制度供给、利益博弈及政府治理三个联动的维度,以社会整体结构演进和个体特征结构演化的制度嵌合视角,提出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及治理的分析框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断调整,致使利益冲突多发,城中村违法建设成为土地和住房资源分配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发生和治理中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博弈结构。沿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视的研究逻辑,在深入分析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联动影响因素基础上,可以构建治理机制优化路径。（2）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博弈理论,可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给出自恰性理论阐释和实证检视。研究认为,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的分析与验证是一个系统性过程,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不仅可以推进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规律探究的历史维度深度,也可以进一步拓展现实动态因素关联的广度。历时性维度揭示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的历史演变脉络和规律,共时性维度基于现时情境,进一步阐释城中村违法建设在当前时空情境下相关影响因素的联动逻辑。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城中村违法建设的历时发生逻辑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基本生存阶段;二是谋利发展阶段;三是从众炫耀阶段,渐次表现为民生需求型违法建设、经济驱动型违法建设以及跟风攀比型违法建设。从共时性角度看,三种类型的违法建设共存于现在阶段,都受到制度约束、个体策略、政府失效以及治理困境四个方面影响。城中村违法建设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农民、村干部和地方政府,农民和村干部是违建参与主体,地方政府是违建治理主体,分别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农民和村干部作为参与主体,其行为特征表现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及机会主义。地方政府代表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意志,其行为特征表现为强制性和服务性、公共性和非营利性以及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3）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和蔓延受扩散效应的影响。通过分析违建扩散模式和违建扩散阶段,总结违建扩散机理,揭示违建扩散效应。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城中村违法建设扩散具有三种模式:一是辐射式扩散模式;二是“点-线-面”网状扩散模式;三是“差序格局”式扩散模式。其扩散表现为初发、蔓延、“井喷”及慢增四个历史阶段。（4）归纳基层管理实践中的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发现现有治理机制失效,致使违法建设治理困境形成。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组成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选择了专项式治理、网格化管理及多元联动监管三种政策工具,在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了阶段性、反复性及动态性特征。现有治理机制无法彻底阻断违法建设的发生,致使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陷入困境,其成因包括违建治理政策失范、政府治理能力弱化、执法人员行为异化。（5）针对违建治理困境,基于治理理论,本文从优化思路设计及具体路径选择关联递进的方式构建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优化路径。构建更优的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需要从宏观维度和微观路径两种思路进行嵌合设计。宏观维度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和推进机制整合;微观路径包括构建多元联动治理体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及强化执法人员激励约束。总体来说,优化思路体现在制度建构、利益引导及治理创新三个方面。具体优化路径为: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健全土地产权和储备制度;建立土地发展权共享机制,完善农民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城乡规划民众参与机制,构建违建全民共治模式;强化政府部门协调能力,构建规范的网络化执法体系;合理选择治理政策工具,建立违建监管常态机制。
张权[7]（2019）在《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文中指出本研究试图从福柯提出的治理术的角度分析现代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治意义。不同于通常选取近代铁路为研究对象,本文重点讨论20世纪初期新式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该时期的筑路动机联结了传统的典范与现代的需求,筑路规模自通商巨埠兴起后逐渐在全国范围普及。作为一种布局灵活的交通基础设施,道路同城市规划、领土整合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关系密切。筑路的主题可以视为分析华界与租界、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的缩影,这使得道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更适合采用治理术的思维方式。本文指出,道路交通建设在“装置”的意义上与近代中国治理的目标与特征相契合。从“交通救国论”的剖析可见,交通的概念同时兼有“位移—运动”与“联结—关系”这两种属性,二者通过“血脉”与“经络”两种有机体论的比喻把治病与治国联系起来,呼应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思潮对“使动”与“促群”两大治理目标的追求。而作为筑路理念的发起者与筑路实践的推动者,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组织运作,既反映了道路建设问题介于本土与国际、政府与民间、技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构成性,又体现出路政治理得以跨领域提取合法性与执行力的公共特征。借用成语“纳民轨物”的涵义,治理路政的具体任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纳”的目的是创造治理权力运行的物理空间与政治空间,而“轨”更侧重于合理地配置交通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元素。具体来说,“纳”的部分以路政与市政的内在关联为中心,讨论道路建筑与管理的措施如何“关涉”空间治理所需要的“知识-权力”。以拆城筑路与环租界筑路为例,这对在策略上相互补充的政治实践显现出治理理念在固定与流通之间的交锋。借助墙与路这两种影响交通的建筑元素,这种交锋不仅揭示出治权与主权在租界中的内在关联,也引出了空间治理无法回避的“界”与“域”等问题。“轨”的部分则重点考察各种治理要素的关联组合及其优化配置,探讨治理活动在“规制”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利民行”、“货畅其流”、“四境纵横”三个主题,关系到与路政治理相关的人、物、地三要素的规范、理性与标准,分别涉及对民众劳动力与行为的提取与教育,对流通效率和秩序的促进与管控,以及对交通范围与交通权的扩张与集中。治理术在意图上兼有充分利用资源与维持秩序的目的。路政治理首先是对交通现象中内生出的流通力量的承认问题,然后是利用与规范这种力量的问题。“纳”启发了现代治理概念的基本要素和空间基础,而“轨”更加关注具体措施中的细节与原则。在“纳轨并行”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所提出的“流通治理术”,应当被理解为围绕着流通现象而产生出的治理知识与治理技术的总合,它被用来汇聚一切可以使用的元素,施加对流通的刺激、规范与引导。民国时期借从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中提取出来的“流通治理术”,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当时“统而不治”危机的政治回应。该概念强调了政治权力对交通现象的提取与管控,展现出治理术与空间关系、位移运动、经济理性的内在关联。正是这些元素的综合,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工程领域,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2011年出版。
上官小红[8]（2018）在《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华侨政策,分别在侨乡与海外展开了侨务工作。论文以现有档案资料为基础,对此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绪论部分介绍了问题的缘起与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指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而侨乡政府的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闽省政府施行的侨政是基于海外华侨的重要性。因此,第一章主要阐述这一时期闽籍华侨在海外的人口规模约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大量集中于东南亚;其经济实力颇为可观;闽籍华侨在海外的华侨教育与华文报纸方面的起步较早,发展迅速,而闽属社团与闽籍侨领亦在华侨社会中有重要的影响。第二章则论述民国时期福建省侨务机构的历史沿革及其职责、机构自主性等,这些机构处理的侨务工作以侨乡事务为主,海外事务相对较少。论文将华侨政策与侨务工作分为侨乡施政与海外侨政两个部分。福建省府的侨乡施政内容较多,为保持章节平衡,故将其分为上下两章,第三章与第四章包括了出入境管理制度的演变与完善,尤其是战时兵役制度对华侨出入境的影响尤大;省府争取侨汇,动员与鼓励华侨汇寄侨款,支持银行与邮局介入侨汇工作,疏导战时侨汇汇寄阻隔,清理积压侨汇等;省府积极传达中央政府对华侨投资的鼓励政策,并因地制宜地制定福建省的鼓励政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引导华侨积极参与不同行业的投资,如战时的矿产、垦殖等,并承诺为华侨回国投资之实业提供便利与保护;倡导侨办教育,出台褒奖华侨兴资办学的政策,并对这些私立学校加强监管,要求设立校董会并向政府立案,鼓励华侨配合政府开展五年教育计划;为弥补侨务机构的不足,省府对归侨团体加强管控并使之协助政府处理侨务工作,如处理华侨出入境手续、协助赈济侨胞及引导华侨等工作;太平洋战争后,华侨大量回国,省府积极开展救济困难归侨侨眷的工作,设立了许多临时救济机构,负责救济工作,包括紧急救济与生产救济;为赢取海外闽籍华侨的侨心,保护归侨侨眷无疑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保护其免受勒索与压迫,处理侨民诉讼案件,除此之外,采取一些针对归侨侨眷的优惠政策等。第五章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福建海外侨政。从第一章中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侨情可知,闽籍华侨社会及其社团组织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央政府对海外闽属社团加强管理,在此基础上,省府努力争取华侨社团的支持,交由其主导劝募工作,并利用其宣传闽省政,福建省政府的海外侨务工作离不开闽属华侨社团的支持与配合,闽属华侨社团也借此提出省府改善侨乡政治等。海外宣慰、宣传亦是侨乡政府追求经济利益与争取侨心的重要工作;民初,闽省府积极呼吁外交部交涉荷属华侨升旗被虐案,闽省民政厅第四科还发表了保护海外闽侨的声明,战后吁请保护荷属华侨等。论文认为侨乡政府施行华侨政策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基于此,第六章对上述华侨政策及施政情形进行效果分析,认为福建的侨政以侨乡政策为主,争取侨汇、鼓励华侨投资、倡导侨资兴学、管理归侨团体等内容有明显的成效。但在管理出入境侨民、保护归侨侨眷等内容中难以落实到位,尤以争取侨心之关键的保护归侨侨眷的政策弊端最为显着。侨乡施政在经济上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政治上则少有成效。而海外侨政则受制于各种因素,使侨乡政府难以插手,仅能通过对海外侨团的管理与宣慰、各种途径的宣传及少有的保护华侨措施以加强其向心力,获得一定的效果,但保护海外华侨的效果并不显着。
黄华青[9]（2017）在《武夷山桐木村当代茶村厂宅的空间与社会变迁》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武夷山桐木村的田野调查,研究在茶产业发展影响下当代茶村厂宅的空间与社会变迁。论文提出“厂宅”这一茶产业空间类型,是作为正山小种、金骏眉原产地的桐木村在当代形成的一类融合家庭、生产和经营空间的乡土建筑。论文提出“空间志”的研究进路,从互动视角阐释空间变迁背后的社会动因,揭示社会变迁带来的空间后果。论文进而提出从空间本质及社会效益来认知乡土建筑的立场,为当代乡村建设提供可参考的经验。“空间志”作为本文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主客一体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景观、空间的时间维度三个层面,探索一条沟通物质与感知、精英与大众、历史与现实的研究路径。“空间志”的研究载体是对4个自然村、165个厂宅样本的田野调查、以及25个典型厂宅的“测度”,实现对乡土空间及日常生活的“小视角”阅读;同时辅以“大视角”,展现桐木茶村研究在全球茶叶贸易史与全国茶产业格局下的意义。论文主体围绕空间志框架展开。第3章历时性地展现了武夷山茶村空间结构及桐木村厂宅空间模式如何在全球茶叶贸易和地方制度变迁中成型和重建。第46章在共时性维度探索了空间与社会变迁的微观表现,试图厘清厂宅变迁的内在逻辑及社会效益。其中,第4章在地方社会层面,探讨茶农“身份”认知变化带来的新型家庭关系,如何引发当代家庭空间的重构;第5章从茶叶市场出发,以“技艺”变迁为线索,探索厂宅面临新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而激发的空间调试,揭示菁楼等传统生产空间的本质与当代生产空间矛盾的根源;第6章关注茶叶运销带来的“他者”,从空间符号化现象切入,研究茶村社区分化及其在厂宅经营空间的表征。结论部分为78章。首先在梳理桐木村厂宅纵向变迁模式和祁门红茶、太平猴魁、大吉岭红茶等横向案例对比的基础上,提取产业量化因子并建立可视化图表模型,总结空间-社会变迁的互动机制。论文进而以三个关于传统的问题,总结观点和立场:其一,怎样的传统?主张以“空间志”透过物质表象,剖析作为乡土建筑空间本质的生活;其二,何时的传统?提出将建筑置于动态性和偶发性语境下,关注当代乡村真实的传统;其三,谁的传统?揭示城市与乡村、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分裂,呼吁将空间的使用者作为理解和建构当代乡村的出发点。
李积庆[10]（2016）在《畲族形成变迁史新论 ——“畲”、汉族群边界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畲族是东南地区一个具有特殊文化特征的族群。畲族的形成不仅仅是该族群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还与汉文化语境下“他者”对“畲”族群的建构以及本族群的主观认同有关。在不同族群交往中,自然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都深刻地影响了族群边界的划定。在畲族族群未确定前,畲（畲）作为一种经济方式早已存在,唐宋以后,中国南方地区的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生态边界冲突日益突显,随着华夏化运动在东南地区的加速,“畲”、汉边界在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等地形成,“畲”作为族群称谓也最早出现于这些地区。在主流文化圈“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下,“畲”作为区分人群的文化标签,贴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非汉族群中。“畲”作为南方一个特殊族群称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既是以华夏中心的民族观下对南方非汉族群社会定义的结果,同时也是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文化认同的产物。“畲”、汉族群边界的界线常因生态、经济、政治等因素发生漂移,历史上既有畲民通过获得版籍成为编户齐民的情况,也有汉人通过“入山洞”,脱离版籍成为“畲”民的情况,文化认同在族群边界的流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时期,社会动乱频仍,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大量出现了“畲寇”、“畲军”等称呼,这是官方关于化内与化外、“贼”与“民”族群分类的一种延续。此时的“畲”并不一定以血统为区分标准,在一些情况下,“畲”更多的是表明一种政治或文化的身份。在明中叶以后,随着王阳明成功平定闽粤赣地区“畲乱”,越来越多的畲民在华夏化浪潮中不断被“王化”或“儒化”,表现为闽粤赣地区畲民的逐渐减少。这种族群格局的变化,并非全部由畲族人口实质性外迁引起,部分是由于“畲”汉边界移动的结果。正是从明中叶开始,由于族群内部在文化取向上的不同,原本有着密切共生关系的畲族与客家族群逐渐分离,闽粤赣地区原来畲民住区变为客家住区是这种族群分野的结果。明清以后,闽浙赣地区山区开发加快,闽东、浙南等地区成为吸引“畲客”移民的重要地区,明清之际的倭乱与迁界为闽浙赣地区畲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契机。资源的竞争使得闽浙赣地区的土“客”矛盾日益突出,为了族群的生存与发展,部分畲民通过建构族群历史来维持或淡化族群边界。近代以来,国家权力成为影响族群边界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识别政策是划分族群边界的一个重要表现。即使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族群边界仍是观察和理解族群关系最好的窗口。
二、闽北经济突破超稳定状态的策略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闽北经济突破超稳定状态的策略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发展脉络 |
| 1.2.2 经济增长收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
| 1.2.3 经济收敛机制 |
| 1.3 全文章节安排与内容简介 |
| 1.4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与量化描述 |
| 2.1 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1.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内生增长理论 |
| 2.1.3 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其它相关理论 |
| 2.2 经济收敛性的基本类型与判别条件 |
| 2.2.1 β收敛 |
| 2.2.2 σ收敛 |
| 2.2.3 时间序列收敛 |
| 2.3 经济增长收敛类别的概念梳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阶段识别与“双轮驱动”检验 |
| 3.1 索洛收敛模型的理论扩展 |
| 3.2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路径的识别与检验 |
| 3.2.1 门限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数据处理 |
| 3.2.2 门限回归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
| 3.2.3 经济增长收敛路径的识别结果 |
| 3.3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3.1 LT-TVP-VAR模型结构设定 |
| 3.3.2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3.3.3 “双轮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
| 4.1 MRW收敛模型的理论扩展 |
| 4.2 经济增长空间收敛方程的实证分析 |
| 4.2.1 经验分析方程与变量说明 |
| 4.2.2 无空间效应的估计结果 |
| 4.2.3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2.4 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3 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
| 4.3.1 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4.3.2 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特征分析 |
| 5.1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层次分解 |
| 5.1.1 因子模型的演进概述 |
| 5.1.2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1.3 层级动态因子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5.1.4 层级动态因子特征分析 |
| 5.2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波动的结构还原 |
| 5.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动机制识别 |
| 5.3.1 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的原理 |
| 5.3.2 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的估计结果 |
| 5.4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特征 |
| 5.4.1 修正C-M同步化指数的原理 |
| 5.4.2 修正C-M同步化指数的估计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中的金融门限效应 |
| 6.1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的理论分析 |
| 6.2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6.2.1 经验收敛方程 |
| 6.2.2 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
| 6.2.3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设定 |
| 6.2.4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 |
| 6.3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中的金融门限效应检验 |
| 6.3.1 变量内生性检验 |
| 6.3.2 模型非线性检验 |
| 6.3.3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对中国现状的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的识别与TFP的提升路径分析 |
| 7.1 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介绍 |
| 7.1.1 相对过渡曲线 |
| 7.1.2 logt收敛性检验 |
| 7.1.3 聚类分析 |
| 7.2 收敛俱乐部的形成及其决定因素分析 |
| 7.2.1 聚类分析结果 |
| 7.2.2 俱乐部间的过渡行为 |
| 7.2.3 影响俱乐部形成的关键因素 |
| 7.3 收敛俱乐部的差异比较与TFP的提升路径分析 |
| 7.3.1 技术前沿收敛模型的构建 |
| 7.3.2 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3.3 技术前沿收敛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 |
| 7.3.4 对中国现状的考虑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3）清代康熙朝督抚员缺制度安排中满汉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理论应用与研究方法 |
| 1.理论应用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核心概念 |
| 一、清代督抚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
| (一)督抚制度生成的原因 |
| (二)督抚制度演变的关键节点 |
| (三)督抚制度发展的路径 |
| 1.“内权外化”的路径依赖 |
| 2.康熙帝对督抚出身的选择 |
| (四)“首崇满洲”理念对督抚制度的影响 |
| 二、康熙时期督抚官员满汉比例 |
| (一)总督官员满汉比例 |
| 1.两江总督 |
| 2.山陕总督 |
| 3.湖广总督 |
| 4.闽浙总督 |
| 5.漕运总督 |
| 6.河道总督 |
| (二)巡抚官员满汉比例 |
| 1.汉军旗人占主导地位 |
| 2.汉官治理地方优势突出 |
| 3.维持满汉平衡状态 |
| 4.依据地理位置分配官员 |
| (三)任职时长差异比较 |
| 1.总督任职时长比较 |
| 2.巡抚任职时长比较 |
| (四)督抚官员任用特点 |
| 1.民族倾向严重 |
| 2.满汉督抚相互制约 |
| 3.旗籍为任官主要依据 |
| 4.贯彻以汉治汉原则 |
| 5.有效分配官僚资源 |
| 6.兼顾督抚才能 |
| 三、满汉督抚之争与统治者的倾向 |
| (一)督抚权力结构 |
| 1.督抚选任方式 |
| 2.督抚并存目的 |
| 3.督抚享有的权力 |
| 4.分寄式权力形式 |
| (二)满汉督抚之间的博弈 |
| 1.满汉民族矛盾 |
| 2.满汉督抚互参 |
| 3.满汉官僚集团斗争 |
| (三)确立“君权主导”的超稳定结构 |
| 四、康熙时期督抚官员中满汉差异评析 |
| (一)加强中央集权 |
| (二)改善央地关系 |
| (三)督抚贪污腐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对象与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价值 |
| 二、学术文献梳理与评价 |
| (一)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框架和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目标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及其后果 |
| 一、传统中国的总体性结构 |
| 二、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结构危机及后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与挑战 |
| 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国家类型选择 |
| 三、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实践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党观念的生成 |
| 一、政党观念及其起源 |
| 二、政党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
| 三、政党制度的内涵及其选择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历程 |
|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生成与探索的基础 |
| 二、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尝试 |
| 三、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实践 |
| 四、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失败的反思及其启示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基础条件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思想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的要义及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实践的苏联模式及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社会文化根基 |
| 一、经济结构基础 |
| 二、阶级结构基础 |
| 三、政治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政治现实需求 |
| 一、对外主权独立需求 |
| 二、内部秩序整合需求 |
| 三、现代民主政治需求 |
| 四、推进国家发展需求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党制度生成的互生型逻辑 |
| 一、历史生成的因果性 |
| 二、制度形态的匹配性 |
| 三、实践机制的关联性 |
| 四、价值追求的同一性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初步探索 |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 |
| 一、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与民主党派的反应 |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构造及特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新型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概念分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属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类型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组织构造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价值逻辑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政治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构成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关系结构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质 |
| 一、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 |
| 二、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 |
| 三、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 |
| 四、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形态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国家治理形态基础 |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规范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机制 |
| 二、政党协商机制 |
| 三、党际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政权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人民政协中运行的机制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整合优势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合统一的政治保障 |
| 二、多党合作是国家和合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三、政治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沟通交往的重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监督优势 |
| 一、一党执政及其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
| 二、中国特色政党监督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包容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发展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向度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秩序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民主价值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法治价值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问题挑战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内外挑战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话语短板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进路 |
| 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外结构 |
|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主体能力 |
| 三、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机制执行 |
|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个体化 |
| 1.4.2 公民精神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H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违建概念及内涵研究 |
| 1.2.2 违建发生原因研究 |
| 1.2.3 违建社会影响研究 |
| 1.2.4 违建执法困境研究 |
| 1.2.5 违建治理对策研究 |
| 1.2.6 研究述评 |
| 1.3 核心概念 |
| 1.3.1 城中村 |
| 1.3.2 违法建设 |
| 1.3.3 制度供给 |
| 1.3.4 政府治理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案例研究法 |
| 1.5.2 访谈法 |
| 1.5.3 观察法 |
| 1.5.4 问卷调查法 |
| 1.5.5 制度分析法 |
| 2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1.2 博弈理论 |
| 2.1.3 治理理论 |
| 2.2 分析框架 |
| 3 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 |
| 3.1 H市城中村违法建设问题的田野调查整体描述 |
| 3.1.1 田野调查的基本过程和整体描述 |
| 3.1.2 城中村违法建设问题的基本情况 |
| 3.2 城中村违法建设利益相关者 |
| 3.2.1 农民 |
| 3.2.2 村干部 |
| 3.2.3 地方政府 |
| 3.2.4 其他利益主体 |
| 3.3 城中村违法建设历时发生逻辑 |
| 3.3.1 民生需求型违法建设:基本生存逻辑 |
| 3.3.2 经济驱动型违法建设:谋利发展逻辑 |
| 3.3.3 跟风攀比型违法建设:从众炫耀逻辑 |
| 3.4 城中村违法建设共时发生逻辑 |
| 3.4.1 制度约束: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与灰色市场形塑 |
| 3.4.2 个体策略:规则认知与策略性行为 |
| 3.4.3 政府失效:制度供给失衡与政策工具选择失当 |
| 3.4.4 治理困局:利益合谋与博弈无序 |
| 3.5 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的实证检视 |
| 3.5.1 城中村违法建设历时发生逻辑验证 |
| 3.5.2 城中村违法建设共时发生逻辑检视 |
| 3.5.3 城中村村民违建行为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3.6 城中村违法建设扩散机理 |
| 3.6.1 城中村违法建设扩散模式 |
| 3.6.2 城中村违法建设扩散阶段 |
| 3.7 本章小结 |
| 4 城中村违法建设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 |
| 4.1 利益冲突与制度结构 |
| 4.2 利益相关者行为特征 |
| 4.2.1 违建参与主体行为特征 |
| 4.2.2 违建治理主体行为特征 |
| 4.3 利益主体博弈与分利格局形塑 |
| 4.4 本章小结 |
| 5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与困境 |
| 5.1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的制度环境 |
| 5.1.1 正式制度空间 |
| 5.1.2 非正式制度情境 |
| 5.2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 |
| 5.2.1 治理政策工具选择 |
| 5.2.2 治理特征与效果 |
| 5.3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困境 |
| 5.3.1 违建治理政策失范 |
| 5.3.2 政府治理能力弱化 |
| 5.3.3 执法人员行为异化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优化 |
| 6.1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的优化思路 |
| 6.1.1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的宏观维度 |
| 6.1.2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的微观路径 |
| 6.2 城中村违法建设治理机制的优化 |
| 6.2.1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健全土地产权和储备制度 |
| 6.2.2 建立土地发展权共享机制,完善农民住房保障体系 |
| 6.2.3 建立城乡规划民众参与机制,构建违建全民共治模式 |
| 6.2.4 强化政府部门协调能力,构建规范的网络化执法体系 |
| 6.2.5 合理选择治理政策工具,建立违建监管常态机制 |
| 6.3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与局限性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2 田野调查提纲 |
| 附录3 访谈提纲 |
| 附录4 违建执法人员调查问卷 |
| 附录5 城中村农民调查问卷 |
（7）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 |
| 1.3 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政治呈现出的治理特征 |
| 2.1 治理术的含义及其方法论启示 |
| 2.1.1 福柯思想中的“治理”概念 |
| 2.1.2 治理术与国家理性的关联 |
| 2.1.3 治理术视角对政治学研究的启发 |
| 2.2 治理术在近代中国的目标与属性 |
| 2.2.1 救亡图存思潮下的“使动”与“促群” |
| 2.2.2 现代国家建设中政治与经济的交融 |
| 第三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近代治理理性的契合 |
| 3.1 “交通救国论”的合理性剖析 |
| 3.1.1 救国思潮的动机:“有为而治” |
| 3.1.2 交通救国的两个比喻:“血脉”与“经络” |
| 3.1.3 现代交通的含义与“道路救国论” |
| 3.2 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角色分析 |
| 3.2.1 道路协会的成立、组织与事务 |
| 3.2.2 道路建设的国际视野与国族立场 |
| 3.2.3 混合民间与政府的协会发展策略 |
| 3.2.4 知识技术团体的政治参与逻辑 |
| 第四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治理空间的生产 |
| 4.1 越界性质的拆城筑路 |
| 4.1.1 拆城与保城的交锋 |
| 4.1.2 拆城筑路运动的革命化 |
| 4.1.3 筑路与市政权力空间的崛起 |
| 4.1.4 乡村的城市化与国家的城市化 |
| 4.1.5 小结 |
| 4.2 设界性质的环租界筑路 |
| 4.2.1 筑路与租界权力的扩张 |
| 4.2.2 越界筑路的支持与反对 |
| 4.2.3 抗争性质的环租界筑路 |
| 4.2.4 道路治权与领土主权的关联 |
| 4.2.5 小结 |
| 第五章 道路交通建设与治理规则的配置 |
| 5.1 “以利民行”:规范主体的生产 |
| 5.1.1 总理学说与“民行”概念的提出 |
| 5.1.2 筑路运动中的“行”的提取 |
| 5.1.3 新生活运动中的“行”的教育 |
| 5.1.4 小结 |
| 5.2 “货畅其流”:交通活动的整理 |
| 5.2.1 作为经济和政治政策的“畅货流” |
| 5.2.2 “畅流”蕴含的合理性原则:效率与秩序 |
| 5.2.3 工程、经营与管治的合理化技术 |
| 5.2.4 小结 |
| 5.3 “四境纵横”:交通权的统制 |
| 5.3.1 “四境纵横”与国家统一 |
| 5.3.2 国道网络的横向扩展 |
| 5.3.3 交通管理的纵向集中 |
| 5.3.4 小结 |
| 第六章 “纳轨并行”的“流通治理术” |
| 6.1 作为关涉的“纳” |
| 6.2 作为规制的“轨” |
| 6.3 “流通治理术” |
| 6.4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海外闽籍华侨概况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闽籍华侨数量估算与海外分布 |
| 第二节 闽籍华侨的经济地位与职业结构 |
| 第三节 闽籍华侨的文教社团及其影响力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务机构设置与侨务理念的演变 |
| 第一节 福建暨南局的兴废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闽省的侨务机构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乡施政(上) |
| 第一节 出入境管理与移民 |
| 第二节 争取与疏通侨汇 |
| 第三节 鼓励华侨回省投资政策 |
| 第四节 倡导侨办教育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福建侨乡施政(下) |
| 第一节 侨政与福建归侨团体的兴起 |
| 第二节 福建归侨侨眷之战时救济 |
| 第三节 保护归侨侨眷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福建海外侨政 |
| 第一节 管理与密切联络海外闽侨社团 |
| 第二节 海外宣慰与宣传 |
| 第三节 保护海外华侨 |
| 第六章 侨政效果 |
| 第一节 侨乡施政效果 |
| 第二节 海外侨政效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武夷山桐木村当代茶村厂宅的空间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入场：桐木与茶 |
| 1.2 研究对象和内容：当代茶村“厂宅”变迁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方法性路径：从乡土建筑到乡村社会 |
| 1.3.2 地方性文本：武夷山、桐木与茶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1.4.1 拓展了建筑学对“厂宅”为代表的茶产业空间的研究视野 |
| 1.4.2 建立了研究乡村空间与社会变迁机制的“空间志”进路 |
| 1.4.3 提出了从空间本质及社会效益出发的乡土建筑营建立场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空间志”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空间志：乡土空间的社会性建构 |
| 2.1 空间志进路：空间-社会变迁过程的认识论探索 |
| 2.1.1 主客一体的空间 |
| 2.1.2 空间作为社会景观 |
| 2.1.3 空间的时间维度 |
| 2.2 空间志的载体：4个自然村和165个厂宅空间的社会性阅读 |
| 2.2.1 三港村 |
| 2.2.2 江墩村 |
| 2.2.3 庙湾村 |
| 2.2.4 关坪村 |
| 2.2.5 165个厂宅样本的空间与社会 |
| 第3章 全球市场到地方社会：茶村和厂宅的历时性建构 |
| 3.1 全球贸易与武夷山茶村的形成 |
| 3.1.1 地方视野下的世界红茶贸易之路 |
| 3.1.2 茶叶资本支撑的武夷山茶村空间体系 |
| 3.1.3 红茶贸易史中桐木位置之考辨 |
| 3.2 地方制度与厂宅空间的变迁 |
| 3.2.1 集体化时期的“宅、厂”分立 |
| 3.2.2 包产到户与乡镇企业：过渡时期的“宅、厂”并置 |
| 3.2.3 龙头企业与个体经济：多元化时期的“宅、厂、店”融合 |
| 3.3 厂宅空间样本的研究统计 |
| 第4章 地方、身份与家庭关系的空间重构 |
| 4.1 地方社会与家庭结构的分裂 |
| 4.1.1 武夷山和桐木村的茶业二元结构 |
| 4.1.2 第二家店,第二个家 |
| 4.2 “家店”错位：家庭二元结构下的空间危机 |
| 4.2.1 传统家庭空间的内核 |
| 4.2.2 堂屋的“茶室化” |
| 4.2.3 卧室的“宾馆化” |
| 4.3 身份的竞争：茶农分家的空间博弈 |
| 4.3.1 经商文化下的身份建构 |
| 4.3.2 同一屋檐,两个厨房 |
| 4.3.3 分家,“分家” |
| 4.3.4 分家秩序与空间秩序的隐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市场、技艺与生产关系的空间调试 |
| 5.1 茶叶市场结构与传统技艺的合法性 |
| 5.1.1 变迁中的茶叶市场：高端化与文化导向 |
| 5.1.2 茶文化的社会结构：士绅阶层的“区隔之味” |
| 5.2 菁楼：作为技艺和记忆的生产空间 |
| 5.2.1 近当代生产空间的源流与内核 |
| 5.2.2 “技艺”空间的合法性建构 |
| 5.2.3 手工化和机械化的双重空间困境 |
| 5.3 原真性悖论：“正山”与“外山”空间的多元建构 |
| 5.3.1 “正山”空间：厂宅中的晾青秩序 |
| 5.3.2 “外山”空间：由并置到混淆的茶叶生产 |
| 5.3.3 原真性的反思：从地理原真走向技术原真 |
| 5.4 从“定居”到“游牧”的茶工居住空间 |
| 5.4.1 茶农与茶工的关系变迁 |
| 5.4.2 采茶工的“定居”和“游牧”空间 |
| 5.4.3 龙头企业主导下的劳动力市场危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他者、符号与社区分化的空间表征 |
| 6.1 茶旅经济与厂宅经营空间的模式 |
| 6.1.1 茶叶生产端的价值觉醒和空间消费 |
| 6.1.2 茶室空间的传统文化符号 |
| 6.1.3 民宿空间的乡村生活建构 |
| 6.2 他者的凝视：消费文化和精英主导下的乡土风格迷局 |
| 6.2.1 迷失的乡土 |
| 6.2.2 文化缺失状态下的“乡贤效仿” |
| 6.2.3 城市资本凝视下的“乡村幻想” |
| 6.2.4 建筑师的“新乡土”困境 |
| 6.3 符号的反噬：茶农社区分化在菁楼空间的表征 |
| 6.3.1 建筑空间的符号化 |
| 6.3.2 宏伟的传统菁楼：龙头企业的符号创造 |
| 6.3.3 新老并置的厂宅：中小茶企的符号斗争 |
| 6.3.4 废弃的集体菁楼：集体匿名的普通茶农 |
| 6.3.5 建筑符号化导致乡村社会分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空间-社会变迁的互动机制初探 |
| 7.1 桐木厂宅空间-社会变迁的纵向谱系 |
| 7.2 茶产业整体视野下的横向对比 |
| 7.2.1 近当代中国茶产业格局 |
| 7.2.2 祁门红茶：茶叶市场价值对比 |
| 7.2.3 太平猴魁：旅游资源价值对比 |
| 7.2.4 大吉岭红茶：地方社会动力对比 |
| 7.3 产业因子量化与空间建构机制的可视化 |
| 7.3.1 空间-社会互动机制的提取和推导 |
| 7.3.2 产业、空间、旅游的互动链条：对当代乡建的启示 |
| 第8章 结论：当代乡村的幻想与现实 |
| 8.1 怎样的传统：从物质走向生活 |
| 8.2 何时的传统：从永恒走向瞬间 |
| 8.3 谁的传统：从精英走向大众 |
| 8.4 结语：危机中前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四个自然村的建筑普查目录 |
| 附录B 25个厂宅样本的详细调研及图纸 |
| 附录C 桐木村传统红茶制作技艺考察 |
| 附录D 桐木村当代茶叶制作机械调查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10）畲族形成变迁史新论 ——“畲”、汉族群边界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史综述 |
| 三、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唐宋时期“畲”汉族群的文化生态边界 |
| 第一节 生态语境下的畲田农业与边界冲突 |
| 一、唐宋时期的畲田农业及其分布情况 |
| 二、畲田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之间冲突 |
| 第二节 文化语境下的南方“畲洞”及其聚落人文 |
| 一、山洞:从洞穴居址到“蛮夷”聚落称谓的转变 |
| 二、作为地名和聚落形态的“畲”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华夏化运动与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
| 第一节 华夏化运动与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
| 一、华夏化运动及其对“蛮夷”地区的影响 |
| 二、唐宋时期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
| 第二节 “夷夏”观念下的华南非汉族群格局 |
| 一、华夏“异己观”的形成及其文化特性 |
| 二、“夷夏之辨”视野下华南地区的非汉族群格局 |
| 第三节 畲族先民的族群来源与华夏族“异族”概念的漂移 |
| 一、华安仙字潭汰溪石刻与畲族先民的关系 |
| 二、“山都”、“木客”族群边界的移动 |
| 三、“蟹”族群边界的移动 |
| 四、“盘瓠子孙”的族群边界的移动 |
| 第四节 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
| 一、唐宋时期南方汉族文化认同的增强 |
| 二、标签化与作为族群文化特征的“畲” |
| 三、族群边界冲突与南宋“畲”族群称谓的出现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宋明时期畲、汉族群边界的流动 |
| 第一节 国家认同与畲汉边界的流动 |
| 一、族群边界流动:“畲入汉”与“汉入畲” |
| 二、国家认同:版籍作为族群区分的意义 |
| 第二节 “贼”、“民”分类与宋代以来的“畲乱” |
| 一、畲瑶“盗”、“寇”、“贼”族群印象的由来 |
| 二、“贼”、“民”转化与畲汉边界的流动 |
| 三、宋至明“畲寇”减少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明中叶以降闽粤赣地区畲汉族群结构的变化 |
| 第一节 “畲乱”治理与闽粤赣地区社会秩序的重建 |
| 一、国家机构的设置和交通线路的开辟 |
| 二、教化活动与里甲制度的实施 |
| 第二节 明中叶以后闽粤赣地区族群格局的变动 |
| 一、明中叶以后闽粤赣地区的畲族的走向 |
| 二、明清时期“畲”、“客”的分离 |
| 第三节 闽西南地区畲民的“儒化”与“王化” |
| 一、闽西南地区畲民的“儒化” |
| 二、闽西南地区畲民的“王化” |
| 第四节 明清时期闽西南地区畲民宗族社会的形成 |
| 一、闽西南地区畲民宗族势力的发展 |
| 二、资源竞争与宗族边界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闽浙赣地区畲汉族群格局的变迁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畲民迁入闽浙赣地区的经济政治背景 |
| 一、明清时期商业化进程对山区经济结构的影响 |
| 二、明清时期闽浙赣山区经济的开发 |
| 三、明清之际的倭乱与迁界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闽东北地区畲民地方化 |
| 一、畲民经济方式的转变 |
| 二、闽东北畲汉族群的互动与融合 |
| 第三节 明清闽浙赣地区土客矛盾与畲汉边界的维持 |
| 一、土客矛盾与族群冲突 |
| 二、畲、汉族群边界的维持 |
| 三、学额之争与畲汉边界的强化 |
| 第四节 明清以来畲民族群历史的建构 |
| 一、畲民精英分子的反思与“非畲化”思潮 |
| 二、畲民对本族群历史的建构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六章 余论 |
| 一、生态文化语境与族群分类 |
| 二、族群边界与文化认同 |
| 三、历史记忆与文化建构 |
| 四、近代以来畲汉族群边界的再造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四、闽北经济突破超稳定状态的策略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D]. 王俏茹. 吉林大学, 2021(01)
- [2]西夏立国前后的社会法制治理方式转变评述[D]. 王登峰.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3]清代康熙朝督抚员缺制度安排中满汉差异研究[D]. 李文.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5]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6]城中村违法建设发生逻辑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H市为例[D]. 李凌方.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7]纳民轨物：治理术视角下的民国道路交通建设（1912-1937）[D]. 张权. 南京大学, 2019(01)
- [8]民国时期福建侨务研究[D]. 上官小红. 厦门大学, 2018(12)
- [9]武夷山桐木村当代茶村厂宅的空间与社会变迁[D]. 黄华青. 清华大学, 2017(02)
- [10]畲族形成变迁史新论 ——“畲”、汉族群边界的历史考察[D]. 李积庆.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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