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如何保证农村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至关重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认真探讨农村经济增长问题是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个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农村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系统研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研究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这种考虑,为探寻辽宁省农村经济的分布类型和农村经济增长因素作用规律,作者利用辽宁省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数据,在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研究了辽宁省农村经济的空间分布状态,进而揭示了不同县域以及不同空间分布状态下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在辽宁省全局农村经济分析中,利用统计描述的方法分析了从1980年起辽宁省农村经济发展变化及其阶段特征,利用灰色关联技术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产业结构构成因子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排序,得出结论:影响辽宁省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构成因素是农村工业,商饮业和畜牧业。然后利用岭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辽宁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在岭回归分析中,除人口增长对辽宁省经济增长起着阻碍作用外,其它变量水平的提高,对农村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表现比较显著,而劳动力与技术水平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较弱。消费因素对辽宁省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居民消费支出是构成内需的主体。外资对辽宁省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作用,城乡结构作用突出,产业结构对辽宁省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利用空间自相关统计方法从空间角度对辽宁省农村经济空间分布状态进行研究,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将农村经济分为4种空间分布状态（扩散效应区、低速扩散区、极化效应区和离心效应区）,并分析了县域单元农村经济类型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结论表明:从全局自相关系数看,辽宁省整体在1992-2005呈现正向弱相关状态,经济集聚不明显。从局部自相关分析看,2000—2005年空间分布格局与1992-1999年期间相似,但局部个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农村经济扩散效应区数量减少,尤其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县域数量减少了3个。辽宁省面积广大,各地经济发展的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农村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大多数县域农村经济增长处于较低水平,扩散效应区只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辽南、辽中和辽西的锦州地区,但扩散的强度和空间范围较小,并且处于这种扩散效应的地区数量在研究时段内有所减少。农村经济的扩散方式并不是简单的临域扩敞,而是存在方向上的扩散特征。在不同县域农村经济增长因素研究中,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对辽宁省27个农业县和县域4种不同空间分布类型农村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第一,从27个农业县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分析看,1992--2005年间,人力资本、农民纯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结构、粮食产量和政府财政投入对农村地区经济的共同影响均是正值且是显著的;而劳动力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劳动力在数量上变化不会对农业和农村发展产生影响;城镇化率的提高与农村经济发展呈正向变动,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迁移有助于农村经济增长;外资的投入和出口额的增加对农村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第二,从不同空间类型农村经济发展看,处于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的较为发达农村经济类型区在不同时段农村经济增长都受到人力资本、农民收入、经济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投入的不同影响,而且这两种类型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与全局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有着趋同的现象。而离心效应区和低速扩散区不完全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这些地区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者这些地区还不具备使这些因素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本文特色在于将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空间经济结合,使用空间统计技术对农村经济类型在空间上进行刻画,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农村经济增长因素在时间和截面2个尺度进行实证研究,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