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一重大改革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国内外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迫切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开始缓慢升值,但国际收支并未因此得到改善,人民币还存在长期升值的预期。持续的双顺差带来大量的外汇储备,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大量国外游资进入我国,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资金过多地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资产价格开始膨胀,经济不平衡问题加重。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经历过与我国目前相似的情况。由于日美贸易的严重失衡,美国向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升值。于是自1985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开始持续升值,从1985年的1美元兑239日元到1995年达到1美元兑80.1 5日元的顶峰,之后又开始了贬值历程。日元升值并没有影响持续的贸易顺差,国际收支不平衡继续扩大,日元仍存在长期升值预期:日本政府为了防止“升值萧条”,采取了超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却导致市场上流动性过剩,经济走入了流动性陷阱;国内过剩的流动性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导致资产泡沫化,而另一部分资金流向海外投资,导致日本国内投资潜力丧失和产业空心化。由于货币政策失效和财政政策的困境,政府难以刺激经济复苏,日本经济衰退长达10年之久。如何防止我国像日本一样走上升值衰退之路,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在第三、四、五章中分别从汇率升值压力来源,货币升值时期的金融自由化,和财政货币政策的运用三个角度对日本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分析和借鉴。第三章中分析了中日货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日元升值压力来源于持续的贸易顺差,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和持续的货币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日元升值压力的来源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如经济基本面的快速增长,国际收支不平衡,金融机构和个人的汇率风险增加,持续升值预期等;但是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利率政策,贸易顺差产生机理,贸易利益格局等方面。借鉴日本的经验,本文提出要缓解升值压力,首先要改善贸易的不平衡。不能依靠汇率来调整贸易顺差,中短期内,应该有选择地限制出口,增加战略性物资进口和加强谈判与政治斡旋。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还需要维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其次,严格控制热钱的进入,标本兼治,疏堵并用,防止热钱的涌入推高人民币汇率,增加汇率风险。最后,要打消长期升值预期,需要中央银行保持其经济政策的可信度,并坚定宣称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决心。第四章分析了日本在日元升值时期金融自由化的经验。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日元升值,日本实施了两次金融自由化改革,使日本一跃成为金融大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虽然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是也带来了风险:日元升值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导致日本资本外流严重,国外经济泡沫输入,国内投资潜力流失,内需增长因此受到潜在影响,国内产业空心化发展;由于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金融机构间的贷款竞争丧失了节制,助推资产泡沫的形成;由于利率自由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利率平价的作用下,日元利率不断走低,最终走入“流动性陷阱”。金融自由化也一直是我国的改革目标之一,但在当前中国经济在人民币升值的威胁下,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可能会产生负面的短期后果。我国有必要借鉴日本金融自由化的经验和教训,警惕资本外流的潜在风险,充分利用国内投资潜力,吸引资金流向国内资金短缺的区域和行业;警惕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输入;利用公开市场和准备金率抑制流动性过剩,并继续对于流动性金融资产加强流入限制,以防止我国走入“流动性陷阱”;对金融市场进行合理监管,防止银行流动性过剩助推资产的泡沫化。第五章分析了1985-2000年日本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经验。指出日本在运用货币政策时的三次失误,导致了日本走入“流动性陷阱”,致使经济泡沫化发展。泡沫经济破灭后,由于货币政策失效,运用财政政策又存在困境,很难刺激日本经济的复苏。另外还指出,由于自身自然条件的限制,日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过多地偏向于外部均衡,是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失败的深层原因。与日本相似,因受制于国际储备的大量增长,我国央行使用货币政策比较被动,但实施财政政策还有一定的余地,且可以直接增加投资,间接减少储蓄,并顺带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因此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应该一方面坚持灵活的相机而变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冲销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