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20世纪30-50年代,苏联政府通过流放富农和驱逐少数民族等强制手段将数百万人口迁移到国家边远地区,人为制造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特殊移民。特殊移民的人口来源主要有两个: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和少数民族-特殊移民。整个1930年代,特殊移民以“流放富农”为主。30年代中期以后,当局加强了对部分少数民族的强制迁移,特殊移民的少数民族特征逐渐增强。从40年代起,当局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控制的同时,开始将特殊移民重点转向诸少数民族和一些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30年代,特殊移民的人口数量、地理分布和管理体制基本稳定。40年代以后,虽然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出现了人口逐渐减少,地理分布逐步萎缩,监管力度日益减弱的趋势,但随着当局不断加强对少数民族的驱逐活动,苏联特殊移民的整体发展还是呈现出人口逐渐增多,地理分布逐渐扩大,监管体制不断强化的态势,并在50年代初达到顶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国家新领导人开始着手解决特殊移民问题。时至1965年,特殊移民群体基本停止存在。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通过大量运用近年来俄国学者出版的专著和发表文章中所公布的苏联-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解密史料,力求真实地揭示苏联特殊移民现象的历史演变,成因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本文结论:（1）特殊移民历史现象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的产生,除了实现全盘集体化、加速工业化、巩固国防、平衡国家东西部人口和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经济开发等表面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斯大林对农民和民族问题的思想认识根源,斯大林的个性、忧患心理和政治家的善恶价值观,以及斯大林体制等内在因素在起作用。（2）特殊移民对国家政治、经济、人口、族际关系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是导致苏联瓦解的诸多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