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道德的本性是自由的,然而自由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由于道德教育不是在真空中展开的,而是在现代社会的制度架构下超越与提升的,故道德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带着制度影响的深深印痕。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生活与教育环境。制度构成了秩序,自由的实现需要秩序的保障。企图逃避制度规约的道德教育,追求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绝对自由,实际上既否定了制度的外部保障作用,也有悖于道德的自由精神,甚至加剧了制度与道德的冲突,其所获得的自由是有限的,带来的只能是更大的不自由。于道德教育而言,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制度内涵和制度约束的道德教育定然不会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尤其是在现今这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渐趋复杂化,当个体还不足以具有道德自主能力的时候,迫切需要一种体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理性来指导其行为,以保证人们在追求自由的进程中不致于迷失方向。同样,人们追求道德自由的过程,也是促使制度作出调整、革新和完善的过程,是不断推动正义的或道德的制度的发展过程。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制度与道德不仅仅表现出对立的一面,也有着统一的一面。若对二者的关系处理不当,道德教育就会陷入顾此失彼的窘境:要么是在追求公共秩序中丧失了道德自由,要么是在追求道德自由中毁坏了公共秩序。因此,加强制度之于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互动性的研究,于道德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操作,均意义重大。基于目前我国道德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困惑,本研究拟从尚未引起人们高度重视且对其存有误解、然而却对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有着客观影响的制度层面入手,探究制度的道德教育意义与价值,试图通过营造一种良好的道德氛围与环境,发挥制度抑恶扬善的伦理功能和维持道德教育正常开展的秩序功能,并希冀通过正义的制度来推进道德教育的良性发展。这要求我们在道德教育中,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用制度提升人性化管理,让制度生成动力,成为优化道德教育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另一方面要将外在的规限与个体道德的主动建构有机整合起来,培育受教者的“德性”,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让其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促使其“德性”与“德行”的和谐统一,进而推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这是道德教育实践有效推展的价值诉求。正是缘于此,本研究拟围绕制度框架下道德教育的应然追求、制度与道德的逻辑关联、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来促进道德教育的良性发展等问题展开历史的、逻辑的与现实的阐释。道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人类文明发展特别是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强和改进道德教育一直是人类的不懈追求。无论是在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道德、道德教育始终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革、转型的今天,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化既给道德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使道德教育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道德失范、公德滑坡、精神危机等现象对社会的道德建设和学校的道德教育所带来的挑战尤为突出。在关于摆脱这些道德困境的诸多探讨中,已有的研究一般是围绕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是从道德教育自身寻找突破口,这种思路在学术界占有绝对的优势;二是不拘泥于道德教育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从其外部环境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其实,这两种方式都陷入了一种二元对立的误区,走向了两个极端。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道德问题既非本身所能独立解决,也非外在因素的干预所能奏效的。完整的道德教育必须归结于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的合力,兼顾制度的外在秩序和道德的自由意志,把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有机统筹起来。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的逻辑关联是,道德他律是道德自律的前提和基础,道德自律是道德他律的终点和旨归。制度作为他律的一种形式,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把道德看成是自律的,从道德本身寻找摆脱道德危机的根本出路,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显著特点。前辈先哲积累的经验昭示着这样一个最朴素也是最基本的道理:道德教育是对人的教育,是人的道德认同和积极内化,无需外在的强制和规范。殊不知,人道德自律性的提升要受到人性之有限性的制约,幻想把道德自主作为每一个人普遍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是不切实际的。退一步讲,倘若个体已初步达到道德自律,但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社会制度下,则无法保证他一以贯之坚持正直、诚实、守信等基本精神,也很难保证他自始自终地表现出自觉道德行为。事实上,不少人正是在不良社会环境的刺激下,对社会的非道德行为从不认同到麻木、妥协,直至同流合污。因此,对个体道德而言,外在的制度规范是一种“先在”的必然。离开了制度环境的支撑和维护,极易使道德教育流于形式。人创造了制度,但又不得不受制于制度规定的社会关系的束缚。制度构成了人无法回避、也无法摆脱的生存境域。正如人不能脱离其生存的环境一样,道德教育活动也必须在制度环境中进行。人是一种制度性存在,同时又是一种道德存在。制度是人活动的产物,人的道德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制度与人的道德的关系,古老而弥新。制度既在现实的变动中维系着历史的道德传统,以历史的存在影响和作用于人的道德的发展,又在历史的传统中进行着现实的变动,以现实的方式规定和影响着人道德的发展。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的道德与制度相互作用的发展史。制度的历史也就是人类不断追求道德自由的历史。制度扎根于人类的道德活动并服务于人的道德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人们追求道德自由的束缚,但人们依然不懈地利用和创造制度的缘由所在。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各部分的理路分别是:第一部分是对制度缺席的道德教育的批判。本部分以问题为研究的切入点,从制度层面入手,尝试探寻和分析当前道德教育中因制度的缺席而导致的诸如人道困惑、德性教化迷失、实践逻辑异化以及道德教育万能论等诸多问题,剖析了造成此种不利局面的原因,指出了制度漏洞和制度缺陷对道德教育的不利影响,提出了将制度纳入道德教育研究的思维取向。该部分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理论铺垫。第二部分是对制度之为道德教育不可规避的生存环境的阐释。该部分是论文的立论基础和实践切入点。一方面,对尚未引起道德教育研究工作者足够重视的制度及其特性作了界定与诠释。从不同学科领域对制度进行了语义分析,得出各学科领域对制度定义的共性,即制度是基于权利和义务基础上的一种公开的、相对稳定的规则体系。嗣后,指出了本研究从宏观层面理解制度、从微观层面安排使用制度的思路,明确了本研究的制度是指社会生活中与道德教育相关的一些正式制度。另一方面,对道德教育何以要纳入制度框架、制度之于道德教育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重点考察了制度之于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等问题。第三部分是对制度与道德之逻辑关联的学理分析与历史考察。首先通过对制度与道德本身的逻辑关联进行了分析,阐释了制度与道德的同一、异质和互补的关系。接着对中西方制度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历史考察。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征。制度同时又是一个具体的范畴,在同一时代的不同时期、甚或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制度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决定了其与道德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的偏好与特质。因此,文章对这部分内容的研究从中西两个纬度展开。在我国,分为先秦时期、两汉到明清、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四个时期进行概览与梳理。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时期、西欧中世纪与近现代以来四个方面来整理和把握。通过对中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把脉、挖掘和总结,尝试性地概括和提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制度背景下道德教育的生存样态。第四部分是对促进道德教育有效开展的制度安排的思考。本部分是论文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在剖析了制度安排之于道德教育的边界和价值诉求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如何通过对社会生活中与道德教育相关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具体制度安排等问题,探寻具体化和微观化后制度安排的理论建构。尝试性地提出以制度安排促进道德教育发展的实践样态,希望以正义的制度安排,培育制度意识,建设制度文明,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们对正义制度的认同,切实发挥制度的底线伦理功能,为道德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性有序的制度环境,进而使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不断推动道德教育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