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法律,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层面。无论是作为制度的法律,还是作为文化的法律,总是反映着历史变迁,直指着社会矛盾,凝聚着时代主题。在现代社会中,作为制度的法律,不仅是国家权力的强制手段,也是个人权利的有力保障。作为文化的法律,则无形地建构着民众对于个体、阶级、民族国家的想象。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法律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激化的时期。法律成为了现代性的关键节点,社会矛盾在此纵横交织,时代主题也在此重合叠加。30年代中国文艺的启蒙、阶级、救亡等重大主题,都绕不开法律。正是在文艺与法律的纠缠中,作为总体的现代性得以建构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