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冲击，拉开了中国近代化路程的序幕，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由此而生。其中，“中学”与“西学”的冲突问题以及如何调整二者关系的问题，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自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士大夫以来，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等人对此皆有过不同的阐述。相比较而言，“中体西用”论似乎是其中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一种选择，而张之洞的《劝学篇》正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批评了顽固派的固步自封与盲目排外，另一方面，又否认了维新派的激进主张，在顽固派和维新派之间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张之洞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资深政治家，先后担任过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商务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重要的是，张之洞所生活的这一时段，恰是中国历史上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转型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过程中，张之洞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思考颇深，在改革政治、振兴实业、发展教育、编练军队以及改变外交策略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潮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劝学篇》一书，正是其大半生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而衍生出的思想结晶之载体。职是之故，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张之洞的《劝学篇》进行研究。在第一章中，本文从张之洞的家世与其时代背景、张之洞的求学及科举历程和张之洞的早期仕宦历程三个方面入手，阐述了张之洞的传统士大夫形象。从张之洞的生卒年来看，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这一期间几乎涵盖了中国近代史的绝大部分时段，而且，其间的重大活动皆有张之洞的间接和直接参与，这一历史背景为张之洞“中体西用”形成的重要前提。在第二章中，着重探讨了张之洞的“中学”与“西学”的思想渊源。在他的仕宦历程中，经历了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的身份转型，而这一身份的转变，恰是张之洞的政治思想由“中学”转向“西学”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张之洞长期的科举经历，其“中学”的学术取向构成了他的“中体西用”思想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在他转入洋务派之后的实践中，写成了《劝学篇》一书。在第三章中，论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在《劝学篇》中的逻辑脉络。由于“中体西用”的思想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脉络下不断发展形成的。其中，《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围绕着如何保国、保教、保种等问题，阐述“中学为体”的具体作法。《劝学篇》“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从教育、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规划了“西学为用”的蓝图，从而构成了“中体西用”完整脉络。在第四章中，重点研究了《劝学篇》思想在晚清新政中的外在应用。从新政的纲领性文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开始，到其具体内容的方方面面，都烙下了《劝学篇》思想的影子，尤为关键的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不断损益，从他对君主立宪制的态度中，就可看出他对《劝学篇》的发展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