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不断进步，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法规、制度的不健全，加之部分人只追求经济利益，不讲社会效益，只顾生产完全不考虑安全与环保，导致近几年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环境污染严重，意外死亡人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便要求对死亡赔偿有一严格规定的标准，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煤矿事故每位遇难者赔偿标准不低于20万元。但大量事实表明，即使在同一事故中死亡的不同人他们所得到的赔偿金也是不同的，例如，近几年来频频发生的煤矿事故，在实际赔偿时每位矿工所得到的赔偿是不等的，如长期以来，山西省煤矿事故死亡人员的赔偿金一般在3万元到8万元之间不等。由于个体在死亡时所得赔偿金是以其生命的经济价值为依据的，因此他们所得到的赔偿金不同就等于是说他们的生命的经济价值不同。本文通过对前人生命价值理论的深入研究，了解到影响个体生命经济价值的因素很多，如收入、年龄、从事的职业等等，但考虑到目前中国国内父母为子女所留遗产数量不断增加，形式多种多样，且对于遗产这一因素对生命经济价值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只是在Chang（1991）1一文中略有提及。因此本文用意愿调查评估法来研究遗产是否会对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进而引出本文的研究目的：遗产如何影响个体的死亡赔偿。本文的题目为“遗产与死亡赔偿——基于生命价值的思考”，其中生命特指人的生命，所讨论的价值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即统计生命价值。本文研究的是在市场经济中，在生命遭到损害，遭到威胁的时候，就涉及到生命保险，意外事故的赔偿等问题，这时就需要对生命给予定价（本文中我们不考虑正常死亡个体生命价值）。本文通过构建模型首先来研究遗产对个体一生总消费水平的影响，进而运用生命价值计算方法中的意愿调查评估法来研究遗产对个体生命经济价值的影响，从而得到本文的研究结果：当g1＞b1，即父母得到的赡养费用大于其留给子女的遗产量时，由于父母得到的高于其所付出的，因此其一生的总消费水平就会上升，而在WTP=γC总下有WTP值上升，进而可以使得父代自身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增大。这时父母的遗产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考虑，即属于策略性遗产动机，也就是说他们留出遗产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可以得到更多：当bt（?）gt，即子女得到的遗产量大于其给父母的赡养费用时，由于子女相当于从父母那得到净遗产，即得到的多于付出的，所以子女的总消费水平会上升，在WTP=γC总下会使得WTP上升，从而子女生命的经济价值要大于其没有得到遗产情况下的价值。这时父母的遗产完全是为子女考虑的，属于利他性遗产动机。在以上推断结果下可得出本文的结论是：如果一父代个体预见其生命即将面临一定程度的死亡风险，如果他认为当他给子女留遗产时他可以从子女那里得到比遗产数量更多的赡养费用（可能是子女的生活水平高于父代的生活水平），即gt＞bt，那么他就可以通过决定给子女留遗产来增加自己意外死亡时的赔偿金数量。而当他预见到其子女的生活环境或工作环境会给子女们带来一定概率的死亡风险时，他们可以通过纯粹的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即gt＜bt，来增加子女意外死亡时的死亡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