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宗教在中國與波斯的文化交流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至少在阿契美尼德時期(約公元前560年—公元前330年)已成為國教，它在古波斯的整體文化中比重極大。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佛教雖然形成於印度，但最初主要是透過時屬波斯的中亞地區傳人中國的，“中古三夷教”之稱的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Manichaeism)、景教(Nestorianism)也如此。這些宗教的藝術樣式均對中國傳統美術帶來了變革的動力。比佛教歷史更悠久的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先秦時期的文獻上留下痕跡。 部分信仰瑣羅亞斯德教的塞種人部落和中國有密切的商業聯繫。張騫“鑿空”以後’中國和波斯(安息)等國的交往愈見密切。公元4—6世紀問，中國北部整體上由被稱之為“胡人”的半遊牧民族統治，公元5世紀末，鮮卑人的一支於該地區建立了北魏和隨後而來的北齊、北周政權，為該處帶來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統治階層和波斯僑民共同信仰著瑣羅亞斯德教；波斯薩珊王朝的建立和覆滅是北魏太和元年至唐初期間，該朝與中原王朝良好的陸上或海路報聘關係，包括粟特人在內的大量波斯人留居西域和中原，從而使波斯宗教藝術在中國呈現穩定的發展，此現象成了中國美術中含蘊瑣羅亞斯德教因素的背景。 文中首先從了解古代波斯和中亞瑣羅亞斯德教入手，利用若干重要的美術作品，致力勾勒薩珊波斯和粟特藝術，尤其是識別當中的瑣羅亞斯德教因素與特徵，為深入地探討新疆克孜爾石窟、敦煌石窟、北魏王隋隴右和中原’以及山東地區所發現的石棺床畫像石的圖像含義進行鋪墊，再對北魏王唐的絲綢紋樣作圖像分析，從而揭示當中的瑣羅亞斯德教(祆教)因素。文章認為中國佛教石窟中所見的瑣羅亞斯德教因素基本上延續中亞的風格，同時與地區特色，甚至對漢代美術風格的承接與融合，並指出中國祆教藝術研究的前輩學者所認定的”吉祥鳥”或當中的“綬帶”應有在波斯瑣羅亞斯德教語境下的原始稱謂與意義，而且就石棺床畫像石的圖像提出若干個新的觀察成果。此外，根據對敦煌白畫、吐魯番出上的絲綢的再研究，確認出北魏至唐代中國美術中出現的這些因素，包括風行至盛唐的聯珠紋絲綢紋樣基本上失卻了宗教的本體意義，反之更靠近一種紀念性的藝術或是當時中外文化交流所形成的民俗性工藝美術。 文章指出儘管漢唐之間的中國政治變幻，但對外關係和經濟往還不輟，使節、商旅和儈侶於絲綢之路絡繹於途，宗教傳播迅速。在這一過程中，以瑣羅亞斯德教為主要信仰’同時又是“商業人民族”的粟特人成為再次將該教傳入中原的主角，同時也將粟特的美術引入中國。十六國、南北朝至隋唐時期的中國美術品上，明顯地使人看到比西域出土的青銅器更多、更明顯的有關該宗教的因素。從地域上看，大致分佈於庫車、吐魯番、天水、太原、安陽、鞏縣、長安、洛陽和青州等處。以具有瑣羅亞斯德教(祆教)內涵的圖像主要是禮儀的場景，以及如敦煌石窟、絲綢、陶瓷裡的聯珠紋裝飾等為象徵標記。 透過分析和歸納，文章相信瑣羅亞斯德教因素於中國美術品上呈現反映出一種傳播關係，所依賴的媒介除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中人的因素外，器物也是重要的憑藉。而波斯、中亞相繼伊斯蘭化以後，中國的瑣羅亞斯德教(祆教)已是無源之水。包括粟特人在內的波斯人和其後裔漢化程度越來越高，“安史之亂”’唐末政治和社會動蕩是中國人對“胡俗”重新思考到逐漸摒棄’回歸漢民族傳統的標誌：宋朝理學的風行，以及瑣羅亞斯德教由宗教轉變為民俗，東西海上貿易的發展，是作為文化表徵之一的美術所含有的該教因素漸趨消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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