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丹尼尔·贝尔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性图式中,科学与技术是构成社会结构变革的中轴动力1。本文旨在从“后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中,寻找能够促成电子政务发生的原因,并试图对此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与探讨。文章的分析将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社会。科学与技术同生产的直接结合,将导致人口数量的指数性增长和人口爆炸。这种规模和数量的扩张同时也意味着结构的分化。与此并生的是,管理的极度复杂和信息传递不畅。近些年,信息通讯技术以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降低了开发与利用的成本。这使社会组织能够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改善分化结构中面临的信息传递和管理幅度的问题。变革率先发生在企业中,并且逐步导致整个经济活动与过程的网络化、虚拟化。经济领域内发生的变化最后扩展至整个的社会层面,以致信息技术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被称为“数字化生存”。在这个意义上,政府采用信息通讯技术建设电子政务,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技术性回应。另一方面,“后工业社会”是物质极大丰裕的社会。科学与技术同生产的直接结合,将导致生产率的指数性提升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这颠覆了传统经济学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将消费置于决定性的一端。人们日益个性化、精准化的消费需求要求企业和政府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这对于以官僚制为基本模式建立起来的企业和政府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变革的阻力来自官僚制的自身特征,它的封闭性与等级制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权威本身,并导致对外界需求反馈的延迟与缓慢。对于处于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的企业,生产无法满足顾客的需求就意味着处于竞争的劣势,甚至最终被淘汰出局。所以,企业转变了原有的观念,开始以消费者为本位,并利用信息通讯技术通过搭建企业内部网(Intranet)/外联网(Extranet),来建立与顾客以及处于其他经济环节上的组织的交流的畅通途径。可以说,企业的变革客观地要求政府适时做出调整,而企业改革的探索与电子商务的不断成熟也为政府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典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提高政府对公众需求的回应能力以及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开始了重塑运动。他们大多引进了企业的管理理念,并以企业的管理方式为模版。相应的,信息通讯技术在这场改革中成为主要的技术手段,并最终导致政府工作的信息化和电子政务的产生。从目前的成果来看,虽然电子政务在各国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但很多国家都已经建成了门户网站,并且有迹象表明,能够提供深度和双向服务的组织性变革也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