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危害健康行为及其并存特征,阐明心理应对策略、社会支持、父母教养方式等心理社会因素在预测大学生危害健康行为发生发展中的意义。方法2008年6月,以某医科大学一、二年级普通全日制在校学生为基线调查对象,集中并独立完成封闭式问卷,问卷包含人口统计学变量,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自评学习成绩,体育锻炼行为,不良饮食行为,吸烟和饮酒情况,网络使用情况(网络成瘾测验),父母教养方式(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情感表达能力(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主观社会支持利用度(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等。统计不同性别、年级、专业、招生层次大学生缺乏体育锻炼、不良体重控制行为、暴食行为、当前吸烟、当前饮酒、重度饮酒、醉酒、网络成瘾8种危害健康行为报告率和危害健康行为并存的报告率。运用χ2检验分析上述报告率差异的统计学显著意义;运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法分析8种危害健康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对多种心理社会因素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选取载荷最大的因子纳入多因素分析模型,以人口统计学变量、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等为控制因素,运用二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8种危害健康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运用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心理社会因素与大学生2～3种和4种以上危害健康行为并存现象关联的统计学意义。从基线人群中分层整群抽取部分学生为队列研究对象,以6个月为周期调查研究对象缺乏体育锻炼、暴食行为、当前吸烟、当前饮酒、重度饮酒、醉酒、网络成瘾7种危害健康行为报告率的变化情况,共进行三次随访。分别报告三次随访中:①基线无危害健康行为且随访中仍无危害健康行为;②基线无危害健康行为而随访中出现1种以上危害健康行为;③基线有1种以上危害健康行为而随访中无危害健康行为;④基线有1种以上危害健康行为且随访中仍有1种以上危害健康行为4种危害健康行为变化模式的报告率;运用方差分析法比较多种心理社会因素评分在上述4种变化模式中差异的统计学意义;以人口统计学变量、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等为控制因素,运用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心理社会因素对上述4种变化模式的预测作用。结果基线调查中,选取3 777人为调查对象,提供完整问卷学生3 718人,其中男生1 761人,女生1 957人,平均年龄为(19.80±1.17)岁。男生和女生的(1种以上)危害健康行为报告率分别为84.1%和83.3%,各种危害健康行为报告率及危害健康行为并存报告率多表现为男生高于女生,二年级高于一年级,三本招生层次高于其它招生层次,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女学生中8种危害健康行为两两之间关联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母亲教养方式、社会支持、一般自我效能感、不能辨认情感是大学生危害健康行为及危害健康行为并存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队列研究中,从基线人群中分层整群抽取998人为研究对象,三次随访的失访率分别为9.5%,10.0%和9.6%。只有当前饮酒、重度饮酒的下降趋势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趋势χ2检验P<0.01)。四次调查中,男女生暴食行为、男生当前饮酒、女生缺乏体育锻炼的报告率一直处在较高水平。4种危害健康行为变化模式中,第1种危害健康行为变化模式中的母亲过度干涉评分最低,而社会支持评分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论大学生危害健康行为普遍存在,且多表现为并存发生,尤其是缺乏体育锻炼、暴食行为报告率处于较高水平,各种危害健康行为的分布和并存报告率有明显的性别、年级、专业、招生层次之间的差异;母亲过度干涉少和主观社会支持感受高是大学生危害健康行为发生发展重要的保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