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魏晋美学是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作为魏晋美学的创造者与承载者,魏晋士人体现出了鲜明的形象特征,他们有一个令后世文人悉心向往的身份——名士。魏晋名士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集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于一身。社会背景的混乱,儒家思想的式微,魏晋玄学的兴起,道佛两教的影响,凡此种种,塑造了魏晋名士独特的形象特征,并体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命意识以及思想观念之上。本论文展开对魏晋士人形象的研究,从整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对名士的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名士形成的思想基础,名士需要具备的文化素养,列举魏晋时期主要的名士;第二部分为第二至七章,从形神、服饰、清谈、药酒、雅趣爱好、文学艺术等方面展示魏晋士人形象;第三部分为第八章,分析魏晋士人的历史接受问题。下面依各章顺序简述其主要内容:第一章,首先对魏晋以前的士人形态进行了概述。最初的“士”兼具“农夫”与“武士”两种角色;在西周封建制度下,士为低级贵族,需要学习“六艺”,具备相当的文化知识;先秦士人从封建等级制度下脱离出来,成为“游士”,孔门儒家为士人赋有了“道”的精神内涵;秦代士人主要为文吏,汉代士人则文吏与儒生并举,且偏重儒生;汉末党人可称之为勇儒型士人。魏晋士人的形态为名士。名士最初有有名之士与隐居不仕二义。魏晋名士有风流之称,玄学为其思想内核。名士需要具备高超的清谈能力、清朗的风姿神韵、放达的个性气质和卓绝的文学才华,可分成清谈型名士、任达型名士、事功型名士、儒学型名士、文艺型名士、高僧、隐士等几种类型。本章列举了魏晋时期的主要名士,分析了玄学、佛教、道教对魏晋士人思想的影响。无疑,玄学对魏晋士人的影响最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审美趣味等等。所以魏晋名士可称为玄学名士。第二章,探究魏晋士人的形与神。魏晋士人对人物外在形象的重视,与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密切相关,而其品评方式又受到了相人术的影响。通过对文献分析,可以得知,魏晋士人以形体的高、瘦、白、丽为审美标准。其理想形象为“玉人”,审美理想为庄子笔下的“藐姑射山神人”。在对人物之形关注的同时,魏晋士人更重视人物之神。神的体现之一就是处变不惊的“雅量”,他们常以“清”、“朗”、“达”、“简”等词语描述人物之神,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玄学价值观。第三章,从服饰的角度研究魏晋士人形象。分析了褒衣博带、傅粉、粗服乱头三种服饰风尚,并研究了巾、帢与木屐三种服饰元素。它们体现了魏晋士人飘逸潇洒的风姿、脱落不羁的性情、任性放达的气质。第四章,分析魏晋士人最为热衷的清谈活动。清谈是名士风流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本章先是简要论述了清谈的定义、起源、形式、历史分期与内容等问题,接着依正始、竹林、西晋、东晋四个历史时期对魏晋士人的清谈活动展开论述。简而言之,正始清谈以探讨义理为主,不仅奠定了魏晋玄学的基本架构,还成为后世清谈的典范。正始清谈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有为政治服务的成分。竹林清谈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庄子》引入清谈话题,并影响了竹林诸人的任情放达的生活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晋、东晋的清谈活动更具日常游戏性,成为展示士人智力与辩才的中介。东晋清谈最大的特点是将佛理引入清谈,名僧成为清谈的座上客。本章分析了清谈中的道具——麈尾。麈尾标示着士人清谈的能力,并成为风流的标志,隐逸的象征。它大量出现在唐人的诗句中,成为唐人渴慕魏晋清谈的注解。本章对魏晋士人的日常语言进行了分析,在日常交流中,魏晋士人显示了他们的机智、博学、幽默与诗意。第五章,对魏晋士人日常生活中的两种重要元素——酒与药进行了分析。魏晋士人的饮酒,摆脱了礼制的束缚,显示了他们的任性放达,纵欲享乐以及人生的诗意追求。而所服的药——五石散,则表明了魏晋士人的神仙观念。服药还建构了他们的诗意形象,表明了他们的贵族身份。第六章,分析了魏晋士人的雅趣爱好。重点分析了竹、鹤两种自然物,以及蹴鞠、弹棋、围棋三种游戏活动,魏晋士人对竹、鹤、围棋的爱好,展示了他们高雅的审美趣味。第七章,魏晋文学艺术与魏晋士人形象的关联。魏晋时期被视为文艺走上自觉的时期。本章分析了文学、音乐、书法、绘画、园林这几种艺术形式。魏晋文学摆脱了道德教化的附庸,成为士人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工具。魏晋士人爱好音乐。本章分析了琴、啸、挽歌这三种音乐。魏晋士人喜欢弹琴听琴,因为琴具有和、雅、虚等文化意味,合于他们的人生旨趣。魏晋士人爱啸,啸显示了他们飘逸潇洒的形象、放达简傲的性情以及希企隐逸的追求。挽歌则表明了魏晋士人的悲剧意识与特有的生命体验。魏晋书法受到空前重视,因为它能够体现文人雅趣,彰显家门文化素养。魏晋以行书最受推重,魏晋行书尚“韵”,体现出了魏晋士人风神潇洒的审美形象。魏晋时期,绘画开始成为一门艺术,不过其地位相比书法要低。而“传神写照”等绘画理论仍然体现了魏晋士人重神的观念。魏晋士人大造园林,体现了他们的世俗需要、审美追求与对隐逸的向往。第八章,分析魏晋士人形象的历史接受。我们认为,魏晋士人形象,则是以史实为基础,经过《世说新语》这一重要文献的建构,加之历代文人士大夫接受的产物。其中,《世说新语》的建构之功尤为重要,它通过对魏晋史实的精妙拣选,对魏晋士人形象进行了聚焦与放大。本章选取唐代李翰的《蒙求》、清代张潮的《幽梦影》、今人余世存的《非常道》三个文本,分析了它们对《世说新语》以及魏晋士人形象的接受。并探讨了现代学者鲁迅、宗白华、冯友兰三人对魏晋士人的阐释与接受。总体说来,魏晋士人形象对后世至少具有三个影响:其一,魏晋名士的风流人格具有超越性,珍视个体自我的情感表达与生命体验。它以玄学为哲学基础,其人生格调是美学的、艺术的。它因此而成为儒家人格的有益补充。其二,魏晋名士确立了后世文人高雅的审美趣味以及文艺格局。其三,魏晋人物品藻,确立了后世文艺批评的话语方式与基本结构,魏晋名士的玄学人生观,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这些都对中国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四,魏晋风流对当下人们生活情态的建构不无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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