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原始佛教始于印度,自东汉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但直到魏晋之时佛教与玄学结合起来才有了广泛传播,国内佛教界对佛经的大规模译解也始于两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音乐作为宣扬佛法的有利工具,也不得不“知时众”,适应俗众好习而变化。佛教音乐的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过程也就是它的华化过程,至南北朝齐梁时代,出现了“变俗移风”的盛况,“化俗”成为各派佛教重要的宣教手段,转读、唱导则是这一时期佛教音乐的特有表现形式。论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于选题以及研究定位;关于佛教音乐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写作构想。第二部分:原始佛教音乐的产生与古印度的政治、经济、思想等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原始佛教音乐按功能分为三大类:诵经音声、说法音声、供养音声。按表演性质可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按照音乐的性质则分为两大类:吟诵性的梵呗音乐与供养音乐。诵经音乐与说法音乐是原始佛教的仪式音乐,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原始佛教僧团吸收民间音乐素材创造出的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形式。供养伎乐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器乐、歌唱与舞蹈组成的民间世俗音乐;二是由佛教呗诵组成的吟诵音乐,其性质与诵经与说法音乐是一致的,只是功能不同。原始佛教对音乐的态度是既反对又肯定,观点似乎很矛盾,其实是原始佛乐的特殊属性,是原始佛教音乐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形态能够在中国扎根、融合,最终广泛传播的根源之所在。第三部分:转读是佛教传入中土后的特殊产物,与佛教初传时的译经活动、汉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思想背景有很大联系。转读既然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形成过程必然会经历产生阶段、发展成熟阶段与融合消失阶段。汉末三国时期佛教译经活动的初期阶段是转读的产生阶段;两晋南北朝时期是转读的成熟阶段;陈末至隋唐以后是转读的融合消失阶段。通过对魏晋南北朝佛教音乐中转读的产生和发展的梳理,揭示出佛教音乐东传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与融合的特有表现形式。转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诵读佛经的方法,它以汉文来诵读佛经,而非梵文,且讲究语言文辞与音韵之美。转读属于音乐的一种,它是南北朝时期包括梵呗在内的吟诵音乐的统称,转读与梵呗的关系依不同历史时期而有着微妙的变化。第四部分:唱导的创新与发展与魏晋以来译经事业的发展、佛教风格的转化、佛教思想的进一步融合及世俗化的需要等社会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唱导是佛教世俗化、大众化的产物,在随佛教华化过程中有了较大变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质,主要表现在形式、内容、功能、音乐四个方面。在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中,《高僧传》的引用率是相当高的,本文也大量引用了其中的材料。但是,在当前关于中国佛教音乐的学术成果中笔者发现了一些问题:关于经师、导师两科的性质有分歧;转读与梵呗的概念混乱。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高僧传》的经师、唱导两科在分类上有相似性与相融性,比较含糊。通过对诵经、经师、唱导三科分别对比分析认为:经师与诵师最大之不同在于功能上的差异。诵师科主要以自修为主,经师科则需要有“化俗”的功效。经师与唱导师都是以悟俗化众为主要目的,所使用手段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经师以唱(音乐)为主要手段,导师则以说(语言)为主要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导师与唱导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前者是指具有“声、辩、才、博”四种技能的僧人,后者则是佛事活动的总称。唱导是由经师、导师共同完成的一项佛事活动,只是以导师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