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文学研究的基本立足点是作家作品,经典作家作品则构成了文学史的骨干与主流。元嘉三大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代表,其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生前身后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他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不贪多求全,只求有所发现,着重于解决问题。故而本文的每一章节都有一个中心,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论述,在各种资料的排比梳理中,商榷异同,求得真知。总体上看,本文可分为引言、正文、馀论三部分。引言部分分为两节,正文包含五章十六节,馀论一节梳理不同历史时期三大家的名次地位之升降,全文近二十万字。引言重点综述了二十世纪以来三大家的研究概况,这一部分虽然只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扼要述评,却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参照系,一部分内容和正文形成了背景映衬的关系,因此也是本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言的另一部分简略交代了本文的研究重点及方法,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第一、二章讨论三大家的创作共性,第三、四章讨论三大家的诗歌差别,第五章以点带面,以打深井的方式分析了三人的代表赋作,馀论梳理不同历史时期三大家的名次地位之升降,是对三大家成就的一个总结与定位。三大家的创作共性。首先表现为他们的作品都受到了时代因素的影响,如蓬勃繁荣的治世气象,昂扬刚健发扬蹈厉的时代精神,当时的各项文化政策、社会思潮,以及士庶关系的变动等,都可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相应的痕迹。其次,他们的诗歌共性通常被称为元嘉体。本文认为元嘉体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厚重密丽,险峭生新,以赋为诗。其三,三人的创作共同促成了晋宋诗运转关,在题材上表现为玄言山水的兴替更迭和宫体诗的萌生;在情感内容上表现为“性情渐隐,声色大开”,即不再关注人伦政治,社会现实内容日益减少,而开始追求语言藻采之美;语言表达上,“渐以句求,古道渐亡”,具体指追求名章佳句,自造生词,渐饰音律,讲求对偶等。其四,他们的创作在整个诗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如元嘉体力大思雄,如棱增巨石磊落突起,异于中古其他诗风。在创作方法上则又较多地师法于建安、太康,而且变本加厉,以致复兴了古诗却亡了古法。沈曾植提出的“三关说”,勾画了元嘉、元祐、元和“三关”一脉的诗歌发展线索,与占主流地位的温婉流丽蕴藉空灵的诗歌取向,一起构成了中国诗史的两大传统。三大家的诗歌差别。首先讨论了三人诗歌风貌的差异,谢灵运的诗歌风貌是自然和清美。自然表现为较为显见的语言的自然,对于大自然的真实情态及其内在神韵的真实描写,以及对自己情怀的称性而出淋漓尽致地抒发。清美是指谢灵运的诗歌富艳而能清淡,华美而不失高洁,显得非常鲜亮明净。颜延之的诗歌风貌是雕缋与清真。雕缋表现为以填缀为工,追求藻采,侈用典故等。清真是指感情真挚,语言简切。鲍照的诗歌风貌主要表现为险俗和俊逸。险俗主要指遣词造句的追新逐奇,抒情方式的纵恣讦直,以及艳诗的流荡绮靡。俊逸大致是指鲍照以七言为主的乐府诗的奔放豪迈。具体来讲,主要是指鲍照的乐府诗具有强烈的情感气势,以及通畅恣肆的语言。其次,讨论了谢灵运鲍照山水诗的不同,谢灵运常在山水诗中以理灭情,用玄理消除心中的苦闷。鲍照则融情于景,借助景色描写抒发心中情愫。谢灵运多写浙东一带奇丽的山水,鲍照多写长江一线的雄浑景色,这种地域差别也影响了二人的诗歌美感。其三,谢鲍二人的乐府诗也有着很大的差别,谢灵运的乐府诗宛曲深沉,较多地继承了汉魏诗歌的抒情传统。鲍照的古乐府则气势充沛,感情强烈,使用了奔冲跌宕式和弥漫发散式两类抒情方式,相较于汉魏古诗表现出更多的创变性。对于同属韵语文学的赋,本文重点讨论了三人的代表作。本文认为谢灵运《撰征赋》的主观意图在于通过缅怀往日家族的荣耀,抒发仕途失意的消极情绪。《山居赋》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既具有抒情小赋的情韵,又具有汉大赋的铺陈罗列,而且增加了自注的体例。其文学成就在于它的注文、正文中的一些景色描写非常优美,与其山水诗有异曲同工之妙。鲍照《芜城赋》的主旨不是为了影射现实,也不是单纯地慨叹盛衰兴亡。而是以凭吊古迹的形式抒发了久已郁积的情感,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叹。颜延之的《赭白马赋》之所以出现颂、谏内容,与汉赋的颂谏传统有关,也与颜延之典雅、粉饰升平的意图,以及咏马题材的渊源传统有关。馀论讨论了从南朝到明清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元嘉三大家文学成就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排名顺序的变化。了解他们排名顺序的变动,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创作,也有助于了解不同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