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在系统地分析南夷地区土著与汉移民考古遗存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较深入地论述了南夷社会文化内涵、变迁和文明化进程,得出以下基本认识。1.各区域土著社会文化在特定共性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多样性和独立性。特定共性表现为:墓葬都为土坑竖穴式,小区域内相对集中分布,规模小,随葬品普遍贫乏;基本经济生活为“耕田,有邑聚”;青铜器以求生防身的戈、剑、刀、削、矛作为主要武器,都重视扣饰、手镯、环、发钗、铃等装饰品,以铜釜作为炊煮器;青铜器在发展中形成了比较相近的形态与风格;各土著社会处在大致相同的发展层次,经历了相似的演变阶段,即战国中晚期、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西汉中晚期和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四个连续的发展阶段。这样的共性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文化模式,即建立在相似自然地理环境基础上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特质和社会组织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各区域文化具有多样性和独立性,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尚未出现。中水类型、可乐类型、八塔台文化类型、铜鼓山类型并列发展,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独立性很强的区域性文化。造成这种文化多样性和独立性的原因,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区隔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各自文化内部的发展缓慢,交流不足,无力也不太需要超越自然地理的局限。由于周边的石寨山文化和巴蜀文化的相对先进和强大,其文化因素往往在南夷各文化类型中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石寨山文化对整个南夷地区都有影响,距离越近影响越明显,而巴蜀文化主要影响到横江流域的可乐类型和中水类型。南夷地区与周边土著性文化的这种关系的实质,是相似背景下的同质文化之间长期平等的接触与融合。2.土著社会在缓慢发展中形成了特定的文明化进程模式,即基于生存的开放——融合模式。民间社会生活的艰辛和物质财富的贫薄,不得不使技术改进以满足基本生存为前提。青铜技术精细化发展的方向是改进社会民众的生存方式,没有在战争武器和制度性礼器方向上取得进展。土著社会不断吸收巴蜀文化和石寨山文化的剑、戈、锄以及中原文化的漆器、铁器,改进各种用具的形态和装饰风格,采用铜铁合制技术等,正是民间社会自觉探求改进生存状况的种种努力。在社会结构和风习信仰方面,民间社会中没有规范强制性力量存在。“俗好鬼巫,多禁忌”之风尚、“少威棱,多懦怯”之性格、生死相依之血缘纽带关系、“皆椎髻”及好穿戴(发钗、手镯、扣饰、耳环)之服饰等,这些都没有权力、制度和上层文化的导化,而是民间自然认同的结果。上层社会主要通过个人才武的发挥、造神运动(“竹王崇拜”或民间巫鬼崇拜)和获得外来文化的特异物品(如特大型带钩、丝织品、铜鼓、汉印等)来取得民间社会的认可。南夷社会虽已是“小邦”林立,“大邦”初现,但大小邦之间“莫能相雄长”,没有形成强制性的政治等级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管理制度。各社会内部成员分化一直不突出,成员之间比较平等自由,血缘关系仍很浓厚。在这种背景下,土著社会各区域之间并列缓慢发展,并伴随着周边强势文化的驱动。这就是南夷社会基于生存的开放——融合的文明化路径,这种区域社会发展的态势对当地历史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3.汉武帝开拓南夷以后,汉移民和汉文化在推动南夷社会文化变迁和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南夷社会形成了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基于汉移民及其文化的夷汉政治、文化、族体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化变迁。从汉武帝开拓西南夷以来至东汉晚期,汉移民一般从四川盆地分别从西边顺着横江流域,从东边沿着赤水河南下。汉移民的墓葬和居址一般都沿东西两边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呈南北纵向线性分布,但又成片地集中在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并与土著和平共处,毗邻而居而葬。由于汉王朝的政治设置((?)郡及其十七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各区域土著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间难以超越自然地理环境局限的局面,加强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较快地推进了南夷社会格局的变迁。汉人在南夷地区建立了一个不同于母体,更能够适应地方的新社会,表明汉移民社会内部的协调机制比较完善。它满足了汉文化与土著文化近距离接触,长期和平交流互动的需要,更具有生命力和新内涵。因此,除了与整个汉文化保持统一性外,还形成了新的地方传统,如东汉时期在各个区域广泛存在的动物祭奠方式、复杂的合葬方式、汉文字使用方式和受土著影响的居住方式等。南夷土著社会的开放性落与后性兼具,注定汉文化要发挥促进其进步的主导作用。汉人进入后,夷汉之间不断磨合,发展形成了一种基于汉移民及其文化的政治、文化、族体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化变迁模式。即汉人迁入并直接输入汉式经济、政治、文化,土著以开放心态吸收外来文化,吸留外来人口常驻,同时汉人也吸收一定土著文化。汉文化刺激、滋养、提升土著文化,同时整合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夷汉之间的这种文化关系实质上是强弱悬殊的开放的互动的,但又不是对等的文化关系。汉人在土著社会文化的基础上,依赖并借助于土著,通过郡县制对南夷社会的结构重建是成功的,在政治和民族关系上由“郡国并治”向“郡姓一统”不断推进。双方通过互动整合,重新构筑出适合夷汉双方朝需要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活动空间和复杂社会结构。但汉人没有建立起真正让南夷社会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主要依赖寄生于四川盆地经济和文化的输入,所以这时期南夷社会仍是畸形发展的社会。4.南夷社会所经历的两个前后连贯的发展阶段,各有特点又有共通性。第一阶段为土著主导的基于生存的开放——融合式发展阶段,体现为土著社会各区域文化内部的浅层次发展、各区域之间的并列发展和周边强势文化驱动发展。第二阶段为以汉移民为主导土著参与的基于汉移民文化的新的融合式发展,基本特点可概括为夷汉政治、文化、族体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总体而言,这两个阶段是连续性发展,但一直都存在对外界社会文化的某种依赖。早期依赖周边的滇池区域、四川盆地的青铜技术和器物,晚期主要依赖寄生于四川盆地的汉文化。可以认为,没有外来文化和移民的参与和刺激,南夷社会很难有真正的发展。所以南夷文明是一种依赖寄生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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