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符号学意义观能解释作品作为符号结构在自指空间中建构的符号关系,也能解释作品作为一个符号与外界实体的关联及由此产生的意义。用符号学观点看待文本内外的世界,可以认识到文本意义的多维性。在宽广的视野中研究意义,一定能使意义在译文文本中的再现的描述更趋客观和准确。符号学意义观与汉语古诗英译研究的结合是一个新的尝试和突破。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在诗歌艺术上他是一个集大成者,博采众长,不仅众体兼备,而且非常讲究诗歌的表现艺术,深受后世推崇。博大精深的思想感情浓缩在极其精练的诗句中,使得杜诗很难翻译,但仍然有数十位翻译家和学者进行尝试。因此,将杜甫诗英译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开拓型和代表性。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绪论,对本研究的选题意义、研究问题、理论框架、语料来源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概述。第二章梳理了符号学的发展,符号学各分支对翻译理论和实践所产生的作用,以及符号学翻译思想的演进,并对古今中外译界的汉语古诗英译研究进行了简评,确立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符号学模式,探讨了汉语古诗的符号特征,以及符号学影响下的翻译研究如何对汉诗文本的符号意义进行更合理的阐释。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全文的核心。第三章是从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三个层面,分析和比读杜甫诗英译的多译本,从理论层面上结合具体实例就三大意义如何再现、应对策略、以及常见误译等方面加以展开、点评、分析。第四章对意义再现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如可译性、制约因素、翻译过程、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等概念进行了重构。第五章是结论,对本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同时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本文研究的具体问题和观点如下:1.从符号学角度研究汉语古诗英译有何优势?从符号学翻译观看诗歌等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为了从语言符号本身的角度、人类的角度、社会文化语境的角度来更广泛地拓展文学作品的翻译思维方式。诗歌翻译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静态系统,而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和适应的开放系统。不断地发掘符号所包含的意义,才能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诗歌翻译理论体系。符号学对符号意义的动态解读过程,使研究者由诗歌符号的特殊性而注意到诗歌符号的意指过程是开放性的诠释活动,翻译的中心转向了作者、译者和读者在符号中的互动关系。2.符号学三大意义在汉语古诗英译中是如何再现?再现过程中会碰到怎样的障碍?译者会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汉语和英语在三大意义层面的不一致给译者造成了翻译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译者进行了种种实验。指称意义的空缺造成的难题可用直译、音译、意译、直译加注或音译加注等方法弥补。对于言内意义上的差别,译者采用不同的变通手段,用英语中现有的相对应的表达方法,或是大胆采用陌生化手法。语用意义与各类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异化和归化各有优势。3.符号学意义翻译观能否对汉语古诗英译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某些悬而未决的争论问题如直译意译、归化异化、内容形式、可译性、制约因素、翻译过程、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等问题提供新的观察角度?跳出文本的局限,符号学理论把翻译看成是一种特别的符际传通活动(跨语言、且常常又是跨文化的传通活动),像“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异化”、“以形式为主还是以内容为主”这样一些译学领域里的老问题,在符号学理论那里都被消解了,余下的只是如何分析、理解和尽可能完整地传递原文信息的多重意义这一单纯的、被还原了的问题。可译性是相对的,制约因素包括原作、译者、读者等各个方面。翻译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释义过程,要将涉及的诸多因素综合考虑,译语文本中实现最大限度的意义再现,特别尤其是当符号过程侧重于能指时所体现出来的“诗性”。从三类意义再现的角度,汉语古诗英译应采用以韵律诗译法为主,自由诗或散体译法为补充,以直译和异化为主,意译和归化为补充的多元策略。4.能否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汉语古诗英译符号意义再现的理论模式?符号学翻译途径拥有一个强大的意义分析模式,对诗歌的意义的探索作用巨大,能够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汉语古诗英译符号意义再现的理论模式,从三大意义层面再做细分,以求更好地把握三大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且进行可译性研究、翻译原则、翻译策略、译者、复译等方面的研究。此模式对汉语古诗英译实践能起到较好的方法论指导作用,同时也给翻译批评提供借鉴。5.杜甫诗多译本比读能给翻译研究带来怎样的启示与思考?杜甫诗多译本的存在反映了译者阐释的多元化和译者策略的多元化。在对杜甫诗翻译文本的研究过程中,笔者认为对不同译本应摒弃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观念,用宽容、学习的心态去发掘这种翻译现象背后的理据;不同译本给后继译者提供了参考与借鉴,也鼓励更多的学者和译者从事古诗外译,创作出更多具有内在生命的诗歌翻译精品。复译是时代的需要,有存在的必要。本文是第一篇以汉语讨论汉语古诗英译符号学途径的博士论文,希望对翻译研究、文学批评、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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