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逐步出现了文化转型,大众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发展,影响巨大。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从研究对象的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到理论范式的运用,都受到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影响,但中国的大众文化发展自有其特殊性,因此相关研究也由最初的将西方理论盲目拿来,逐渐发展到认真审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丰富的个案研究与单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成果众多但难免孤立,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大众文化叙事特质的分析研究,深入中国大众文化的发生肌理及现实表现,进一步确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属性与特质,于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中促进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研究的不断完善。全文共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以日常生活范畴为基础,指出大众文化以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想象为叙事对象与主题,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正是来自于它对“日常生活”本体性地位和本体性意义的充分肯定。①通过对哲学、消费社会理论等研究中的日常生活范畴的梳理,确认了哲学社会学研究中日常生活从依附于非日常生活到确立本体性地位的过程,分析了日常生活的存在状态及特点。在此基础上,由中国具体语境出发,对“日常生活”之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与市民通俗文艺、大众文化进行了比较: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出于革命、启蒙的需要,对日常生活进行遮蔽、悬置或是批判、提升;市民通俗文艺则在表现内容、运作方式和创作动机上显现出了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对感性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正视和凸显,对日常生活中人的观念、意识乃至欲望、想象的表现,是对日常生活价值本身的肯定,也是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②大众文化肯定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与意义,“过程”成为主体,总体看来是在两个叙事层面上展开:其一是直面日常生活的现实存在,其一是点染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梦想。在具体文本中,或强调其中一个层面,或将二者交融。直面日常生活的文本主要集中于两类:体现平民意识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张扬小资趣味的日常生活叙事。这两者都将日常生活置于叙事主体,确认了琐屑细微的日常生活本身就蕴含意义与情趣,渗透着大众对生活与生命的理解。而点染日常生活之梦的文本,作为大众日常生活的想象,是一种弥合理想和现实差距的幻象,它们或是将现实日常生活的现象加以修补和改造,或是以历史、江湖或奇幻等规避了现实日常生活中的不如意与不合理因素,对于大众来说都是一种心理补偿。大众文化文本由此成为大众审视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入口。第二章具体分析大众文化文本的叙事结构:情节模式及作为情节模式的延伸的情绪模式。①当大众文化文本以日常生活及其想象作为叙事对象与主题,情节模式自然成为大众文化文本主导性的叙事结构中心,其更突出的是情节本身作为不断变化的“过程”的呈现对于大众的意义和价值。与精英文化更强调创新不同,大众文化文本成熟的、稳固的情节叙事模式更容易得到大众的亲近和认同。大众文化肯定情节模式本身的意义,恰恰是以类型的不断重复为表征的。类型化的文本表明一种叙事成规,无论是从受众的接受心理还是与日常生活及其梦想的关系而言,类型都自有其文化意义与认识价值,并且折射出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同时,大众文化文本也在因袭为主体基础上有限的出新,通过加强受众参与性、类型杂糅、对不同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冲突的弥合等方式,大众文化的类型文本显现出了自己的内在张力。②与精英文化以突围传统情节模式、提高艺术品位为本位采用情绪模式不同,大众文化突出情绪的体验与表达是中国当下语境中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的表征,是对大众日常生活之当下感觉的释放的肯定。情绪模式作为大众文化文本叙事中情节模式的延伸,一般都有传统文本的叙事线索,同时把个人感觉情绪的表述放在重要的位置,在人物命运与事件的发展中将情绪情感这种非情节性因素放置到了一个重要位置甚至直接影响了情节的发展。无论采用哪种具体的呈现方式,大众文化文本中的情绪模式都体现出与大众日常生活经验的一致性。第三章与日常生活的状态及特点相联系,探讨大众文化文本在叙事时间及叙述者处理上的具体特点及意义。①在时序处理上,主要采用顺时序与倒叙(包括影视文本中的闪回)作为线性时间叙事的辅助;等述(相当于“场景”或“时间的复原”)与时间的扩张是最为普遍的时距处理方式。顺时序与等述是在表层体现出了与日常生活的特性一致,倒叙、时间的扩张则是从心理机制上体现出了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内在的一致性,更有利于情绪的呈现。重复的叙述机制体现出了与大众日常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重复思维与重复实践的一致性。②从韦恩·布斯到詹姆斯·费伦,关于叙述声音的修辞性研究方法在不断地深入。叙述者的特定属性与叙事效果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我”作为大众文化文本中的公开叙述者,其声音的大量出现在中国的具体文化语境中有其特殊意义:“我”所发出的不仅仅是一种能够凸显主观感受、具有感情色彩的叙述声音,在对社会个体主体意识的凸显上它表现出了与社会转型期主导性话语的一致性,作为大众之个体的不同的“我”的声音的具体呈现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交流场域,一方面更鲜明地彰显了大众意识形态,表现出对精英意识、主流意识的悬置、疏离或是抵触,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既抵触又兼容的关系。另外,“我”的叙述还有其他特定的叙事效果。因此,无论是从叙事时间还是叙述声音上,大众文化文本都是在肯定和强调和日常生活的一致性、情感的投入以及个人的参与欲望。第四章分析大众文化文本的叙事话语及符码,探讨大众文化的感性化叙事及多元化的叙事符码分配。①人的日常生活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感性存在,大众文化文本感性化叙事表现为对大量具体的、独特的感性生活形态、细节和语言的呈现,经由被突出的感官体验与细节,传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鲜活经验和生活质感。它强调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直接性,便于感官的直接理解与把握,充分地表达当代社会人的情感、欲望诉求,尤其通过细节突出了日常生活中的“物”的符号意义。身体叙事作为感性化叙事最集中的表现之一,一方面体现了对身体呈现禁忌的颠覆,另一方面更多地表现出了作为被消费的商品的符号性意义,它展现的是欲望本身、快感与游戏。感性化叙事充分地体现出大众文化的消遣性,呈现了新的生活图景和消费文化景观。②受众是能动的受众,一个能被受众接受的大众文化文本本身就包含着多元化的叙事符码,将罗兰·巴特的五种符码模式应用于对大众文化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大众文化文本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阐释符码、情节符码与意素符码,文化符码次之,象征符码最弱。大众文化文本中的叙事符码的选择与编排更强调给观众以感官体验,诸如绘本小说、多媒体小说等混合媒介叙事的出现更印证了这一点。在一个消费的时代、传媒的时代,大众文化文本以纷繁多样的能指构成了一出感官的盛宴,也体现了符号化特征,导引了符号或形象与现实关系的变化。第五章对大众文化的互文性进行研究,指出互文性对于大众文化文本而言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或技巧而存在,更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它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娱乐性与狂欢化特质。①通过对互文性理论的梳理可以见出对“互文性”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这一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它既是一个广义的理论,也标称着一种有迹可循的方法。大众文化尤其突出戏仿、拼贴意义上的互文性,造就的是一种非线性阅读的方式,大众以此方式进行情感宣泄,获得智性快感,而且将不同的话语、事件抽离原来的语境,往往更注重了与现实日常生活的相关性,强调文本的游戏消遣功能。②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互文现象已经超越媒介:“语—图”互文现象最为普遍,尤其是其中的影视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及其转换规律有其特点;电子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互文乃至网络的超文本等现象越来越多,最终在不同的大众文化文本之间形成超级链接,甚至直接渗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互文性带来了接受活动的多维度性,从互文本到超文本,始终凸显了大众的参与性,大众只有参与其中,才能把捉意义,这种肆无忌惮的狂欢充分地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大众文化充分肯定了“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和意义,按照大众“日常生活”的状态与特点来呈现生活、构建叙事。关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叙事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有利于将本土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