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11月主要机械产品全国产量（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提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陈宇轩[2]（2021）在《延长油矿接受苏联专家援助的历史考察（1951-1960）》文中提出自1951年苏联专家首次来到延长油矿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九年间相继有八批苏联专家来到延长油矿指导工作,从钻井、地质、完井、试油、采油、增产措施、劳动组织等7个方面提出516条建议,其中多数建议对延长油矿乃至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延长油矿作为中国陆上最早开发的油田,见证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德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曾先后来到延长开采石油,但均无功而返,甚至抛出中国贫油的言论。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应中国政府邀请派出大量专家援华,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勘探开发成为援助的重要领域。由于前期缺乏有效的政策宣传加上延长油矿以往对外国人固有的认识,初期来矿的苏联专家受到油矿职工的怀疑与冷遇,其所提出的观点也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在1953年初中央开展大范围的中苏友好宣传后,全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延长油矿及时做出改变,开始认真总结贯彻专家建议并逐步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按照专家指导的科学方法开展地质勘探、试油、采油等工作。1953年11月,以特拉菲穆克院士为组长的苏联6人专家工作组来矿进行地质调查,做出延长油矿属于裂缝性油藏的结论,并提出找油苗、看节理、选构造的三条布井原则,事实上这个结论表明了延长油矿不具有大规模开发的价值。受此结论影响,1954年初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收缩延长油矿勘探范围,大量人员外调,支援玉门油田和新疆油田建设。但延长油矿剩余职工并没有放弃,在总结之前较好经验基础上,开始了积极探索自主创新,先后采用顿钻钻井、定额管理、分类采油、修废用旧等方法,取得了1953年之后连续增产的喜人成绩。延长油矿职工没有一味盲信专家,在苏联普遍实施井下爆炸增产法的情况下,大力试验油层压裂增产法并取得成功,使延长成为中国水力压裂的发源地,这一技术目前仍是油气行业普遍使用的增产措施。在地质理论方面,延长油矿大胆突破固有认识,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验证了岩性油藏地质理论,开启了从构造性油藏到裂缝性油藏再到岩性油藏的认识转变,实现了延长油矿从没有规模开发价值到年产千万吨大油田,成为中国西部首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转变,为陕北老区经济发展和中国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总体而言,苏联专家对延长油矿的援助是新中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一次成功的引进、消化和吸收的过程,对中国石油工作者得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当时国际领域较为先进的石油勘探工作方法,对中国石油工业特别是延长油矿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考察延长油矿这段历史,其中坚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但不盲从盲信,而是立足实际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创新发展之路,这对于今天进一步增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相当具有价值和意义的。
韩俊喆[3]（2021）在《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水利建设关系国计民生,治水兴水关系定国安邦。新中国成立以前,广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疆省份,主要是发展农业经济,而土地作为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从最初来看,水美田肥的地方就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因而开展水利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广西后,为巩固地方政权、稳定农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开始了水利建设。通过对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考察,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0--1965年间,先是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委员会,1958年之后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对于开展水利建设,不仅仅是注重水利工程方面的修建,例如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水电工程,也同样十分重视水利主管机构的组建、水利人才培养模式、水利工程的管理、水利法规的制定,而后者作为开展水利建设的体制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了水利建设的长久发展。此外,通过开展土地改革,变革农业生产关系,进一步激发了广西各族人民开展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劳动者作为社会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占据主导位置,有效的保证了这一时期广西水利建设的速度、质量和规模。本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简要阐述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切入点,阐明运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对“水利”与“1950--1965年”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背景。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国际形势造成周边局势的动荡,亟需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内巩固人民政权。与此同时,国内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国民经济亦处在崩溃的边缘。在广西,货币市场混乱、匪患严重,时刻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水旱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秩序。在广西,封建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相对简单且工程质量差,因而对于治理水旱灾害收效甚微。此外,广西人文环境的改变也不断的加剧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水旱灾害频发的局面,从根本上要求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着眼于水利建设,兴修水利,契合了广西各族人民群众的最大愿望。第三部分,主要从四个阶段分析与考察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第一,恢复阶段（1950--1952）。中共广西省委与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以建立健全水利主管机构为抓手,初步组织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确立了优先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模式,投资修复或续建旧有引水工程设施,兴建小型蓄水工程。第二,起步阶段（1953--1957）。中共广西省委与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严格落实党中央制定的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投资修建水库为重点,修建中小型蓄水工程,在勘测、规划、设计的基础上试办小型水电站。第三,高潮阶段（1958--1960）。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与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在贯彻落实总路线的同时,把批判“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起来。同时,集中力量布局、勘测、规划、设计全区范围内的水电建设,有步骤的试办中小型水电站,有条件的开展水电电网建设。第四,调整阶段（1961--1965）。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与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坚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始对区内水利建设进行全面调整,主要是加强工程管理与配套建设,有效开展了库区移民安置工作。此外,根据广西各地水利发展的客观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机电排灌工程建设、水土保持工作、山区人畜饮水工作,与此同时,开始进行河流梯级开发规划与县域电网布局。第四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与特点。通过贯彻党委领导、“民办公助”的方针,以安全性需求为主导,一是组建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二是水利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三是初步形成了合理有序的水利建设格局,四是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产量提高,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五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这一时期广西水利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的成效,总的来说是坚持了“一个核心、一个主体,两个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即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水利建设的核心与根本,各族人民群众是水利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科技进步是水利建设的不竭动力,同时遵循保护生态环境优先的原则。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广西的治水兴水在拥有良好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在严格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前提下,科学擘画水利建设未来发展的蓝图,实现广西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一是要坚持与时俱进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要创新水利监督与管理体制机制;三是要坚持经济性需求与生态性需求并重,强化生态水利建设;四是要坚持科技治水兴水,持续推进水利科学技术的进步。
武洋[4]（2020）在《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全国的党组织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1923年-1938年间东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融合了党的白区工作、苏区工作、武装斗争以及抗日民族革命等诸多内容,在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取得显着成绩的基础上,也对全国的革命起到了重要的配合和推动作用。而由于东北地区社会环境和地缘条件的特殊性,又使东北党的组织建设和革命活动呈现出与关内其他地区不同的路径和特征,使之在追随和贯彻中共中央的政策之余,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同一时期的中共中央,具有一定的先行意义。本文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政党与社会相互动的研究视角下,对1923年至1938年间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发展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得出中共在东北地区的斗争经验与革命意义。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交代文章的写作缘起、介绍本次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研究方法、创新之处、重点难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东北党组织及其革命斗争、东北地方社会等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介绍东北地区开展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东北的区域社会特征,移民对东北农村和城市发展造成的影响以及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群体特征;另一方面则是介绍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兴起的三条路径,分别是中东路沿线俄国革命的传播、东满和吉东地区朝鲜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以及192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建党活动。第三部分为第二、三章。以时间为线索,以事件为参考,探究东北地方党的组织史,还原东北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真实状态。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下,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使中共东北地方党的组织规模、分布、党员的民族和阶级构成等发生重大改变;从组织系统的运行机制、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基层组织的真实形态,可以看出其组织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勉强维持组织运转的弱势平衡;而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更令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复杂多变的革命环境下难以充分施展能量和手段,只得艰难求存。第四部分为第四章。探讨东北党组织对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以及东北工人对中共政策的反应,首先对东北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与斗争意志进行分析,认为其较高的工资待遇、薄弱的斗争意识都使其参与革命的愿望并未达到十分迫切。接下来分为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和东北沦陷时期,将中共的工运政策与外部环境的掣肘进行对比,进一步阐述工人阶级对于革命态度的变化以及东北工人运动的最终走向。第五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探讨东北沦陷后,党组织、抗日联军与农村社会的融合与互动。事变前农村经济的崩溃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事变后农村社会的权力真空状态是使农民革命化的关键性催化剂,也令党和军队得以在农村立足;党对于农民的组织和动员维护了根据地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使农民不仅是革命的追随者更是革命的参与者;“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更使根据地的政权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扩大,令各阶层群众紧密团结到了党的周围;而随着日伪当局愈加严酷的封锁和讨伐,根据地农民群众不得已做出求生的本能选择,导致了东北农村根据地的最终丧失。第六部分为结语。对以上五部分内容进行总结,进而探讨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自身建设与革命活动的区域特色和先行意义。东北一直以来都与关内有着差异巨大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特征,使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带上了鲜明的区域特色;先行意义则在于,在外部革命环境发生改变之后,迅速转变了斗争方向,以“抗日统一战线”取代“苏维埃革命”作为斗争的指导方针,具有超前的进步意义。
陈展[5]（2020）在《运粮湖管理区虾稻种养区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虾稻种养模式是我国南方稻作区新兴的、将小龙虾人工养殖与水稻种植相结合的稻田生态综合种养模式。该模式利用稻田立体空间,充分利用光、热、水及生物资源养殖小龙虾,不仅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还可保持土壤肥力,维持生态平衡,形成互利共生复合生态农业系统。随着近年来,虾稻种养模式在全国推广,虾稻种养区面积不断增加,与虾稻种养模式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养技术、对土壤环境的影响方面,利用农业遥感技术高效、快速、准确识别大面积的虾稻种养区领域少有学者研究。借助遥感技术反演虾稻田,获取面积、空间分布等信息能延伸农业遥感应用领域,能补充作物遥感分类研究,促进精准农业的发展。分析虾稻种养区时空演变规律,对农户选择虾稻种养区、企业掌握小龙虾产业发展态势、政府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深入挖掘虾稻种养区演变的驱动力,能够归纳主要因素,为虾稻种养模式推广提供指导和理论支撑。因此,本文以运粮湖管理区为研究区,利用Sentinel-2卫星遥感数据,构建2016～2019年全年度的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得到虾稻田年际光谱变化规律,提取原始光谱特征、植被指数特征和纹理特征结合生成混合光谱图像,利用随机森林分类算法,识别研究区年度虾稻田分布区域,揭示其时空演变规律,结合研究区实地农户问卷结果和社会经济、区位数据,探究虾稻田时空演变的驱动因素,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运用Sentinel-2时间序列遥感图像,提取遥感光谱2个植被指数特征、1个土壤指数特征、1个水体指数特征和10个纹理特征,与13个原始光谱融合为有27个特征光谱的混合光谱数据,利用随机森林算法,能够有效地对研究区虾稻田、纯稻田、水域、建筑物、农村道路/田埂、其他6种主要土地利用类型解译分类,分类结果总体精度在78.06%～95.61%之间,Kappa系数均在0.71～0.94之间,从而准确提取虾稻种养区面积和时空分布变化情况。（2）研究区2016～2019年虾稻田时空演变特征是:面积数量上逐年增加,2018年增长最快,与上一年相比面积增长了 22.39%,2019年虾稻田总面积占运粮湖管理区土地面积的64.62%;空间布局变化明显,自东北向西南扩张,逐渐占据除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外的耕地,受行政区域形态影响,虾稻田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部。（3）研究区2016～2019年除虾稻田外的5种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时空演变特征是:纯稻田面积逐渐减小,至2019年面积占管理区总面积的1.97%,空间上随虾稻田的增加从东北向西南逐渐减少,分散于虾稻田周边;水域面积先增加后减少,至2019年面积占管理区总面积的2.49%,始终占据在公园池塘,少量水产养殖池塘分布于东南角;建筑物面积平稳增长,至2019年面积占管理区总面积的13.43%,主要分布于管理区镇域中心,农村居民点沿道路呈一字型分布,小型田间管理建筑散落;农村道路/田埂面积逐年减少,至2019年面积占管理区总面积的15.06%,布局变化微乎其微,呈网格状分布;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先增加后减少,主要分布于运粮河沿岸和管理区东南部。（4）研究区2016～2019年虾稻种养区时间演变规律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从市场需求方面分析,小龙虾市场需求、前景与产业链的形成推动虾稻种养模式的推广;从经济效益方面分析,微观上农户受经济效益驱动,纷纷从事虾稻种养,我国虾稻种养小龙虾产业整体经济效益,从宏观上驱动农户选择虾稻田养殖;从国家政策支持方面分析,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支持虾稻种养产业发展,地方政府政策落实与虾稻种养模式技术推广,也促进了虾稻养殖业的发展;从自然因素分析,地形条件和水质条件是影响虾稻田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从区位因素分析,虾稻种养区外部交通区位因素直接影响虾稻田日常田间管理和小龙虾销售运输,研究区内部土地利用区位因素也间接影响虾稻田的发展。
李梦琴[6]（2020）在《抗战大后方的荣氏企业 ——以李国伟系统为中心》文中提出荣氏企业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其在纺织和面粉行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大后方的荣氏企业是指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武汉内迁至重庆和宝鸡的申新第四纺织公司（以下简称申四）和福新第五面粉公司（以下简称福五）,是抗战时期以生产民用产品为主的民族资本企业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至1945年,荣氏后方的企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内迁对申四、福五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内迁之后在企业经理李国伟的带领下,申四是大后方第一个复工的纺织厂,其一改连年亏损的局面,业务开始蒸蒸日上。随后企业继续扩展,在成都添设建成面粉厂、创设宝鸡宏文造纸厂、发起组织宝兴煤矿公司、接办复兴铁工场,同时建立宝鸡铁工厂。这些企业在西北工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内迁、复工和发展,荣氏企业在大后方的重庆、宝鸡、成都等地获得出乎预料的成功。由此,集中管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管理者的面前,李国伟以总经理身份在后方创办五个公司,设立“五公司总管理处”。至此,以李国伟为中心的申四系统在大后方的扩展基本完成,同时也为荣氏企业的分裂埋下了种子。战争造成的地区隔阂,使开工的各厂谋求独立发展已成必然之势,再加上总经理荣宗敬病逝后企业内部矛盾的发展,使荣氏各个企业逐步形成了几个经营系统,各自发展。由此引发了荣氏企业内部核心管理层的调整与融合问题。以往关于战争与企业,总是提到战争对企业的破坏,但实际上荣氏内迁后方的企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战争也有促进企业改进经营实现现代化转变的一面。本文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武汉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关于申四、福五及其附属企业的档案及其他民国时期期刊、报纸、书籍和现代文史资料及当事人回忆录等相关史料,以申四、福五内迁后的发展为主线,对全面抗战爆发后以李国伟为中心的申四、福五的发展及荣氏企业核心层的调整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分析,探讨李国伟系统如何取舍父辈经营经验,并逐渐开始具备部分现代企业特征。
张文华[7]（2019）在《苏联核计划中的核保密城市研究（1945～1953）》文中认为本文主要研究自1945年8月20日国防委员会出台第9887сс/оп号密令《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到1953年6月26日专门委员会被撤销,苏联中型机械制造部成立,这八年左右的时间核保密城市在苏联核计划中所做的工作及其贡献。正文共包括绪论、六章正文和结论。在绪论中,对“核保密城市”这一名词的概念,以及本文研究的时段加以说明,分析了有关核保密城市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介绍了本文的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剖析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六章正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2、3、4章,主要梳理了核保密城市核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划分了核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分析了各个历史阶段所应承担的历史任务,以及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所进行的工程建设、实验研发和工业生产活动,归纳总结了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历史性特征。并对苏联解体之后,核保密城市核工业的发展进行了简要介绍。第1章主要介绍了核保密城市建立的背景,早期核工程的选址和地理分布,以及核工程的建设情况。核保密城市的选址综合考虑地缘政治、自然资源、工业基础、技术人才等种种因素散布在伏尔加河地区、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其中核科研机构一般都是在原有工厂或实验室基础上改建或扩建;除了813综合厂,其余的核裂变材料生产厂以及核武器批量生产厂几乎都是在原始森林中从零开始建设。早期核工程的建设动用了囚犯、工程兵、自由雇佣工人、特殊移民等一切可以动员的劳动力资源。第2章主要介绍了核保密城市与早期核裂变材料的生产。为了最大限度的节约时间,尽快实现核裂变材料的工业生产,苏联引入了竞争机制,“两种材料,多种方法”同步进行。核保密城市同时生产钚-239和铀-235两种类型的核裂变材料,其中生产钚-239有铀-石墨反应堆和铀-重水反应堆两套方案,生产铀-235有气体扩散法、电磁法和离心法三种方法。最终是817综合厂借助A铀-石墨反应堆为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钚弹РДС-1提供了钚装料,813综合厂和814厂合作为苏联的第二颗原子弹、第一颗铀弹РДС-2提供了铀装料。第3章主要介绍了核保密城市与早期原子弹的结构设计和试爆工作。第11设计院是原子弹的结构设计单位,它的部门结构包括理论研究室、科学研究部、科学设计部、试验厂,形成了一个集“理论—实验—设计—生产”四位一体的综合性科学研究中心,在原子弹的总设计师Ю.Б.哈里顿的领导下完成了РДС-1和РДС-2的结构设计任务以及试爆工作。其中,РДС-2是毫无争议的苏联国产化设计,而РДС-1的则被认为是美国小胖子原子弹的复制品。面对这种分歧,笔者分析了РДС-1在结构设计、使用的精密测量仪器设备方面的创新,指出苏联核计划在实施之初就越过了简单的复制和模仿阶段,直接进入了技术创新阶段。第4章主要介绍了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之后核保密城市的后续发展情况。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之后,苏联核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转变为了研发新式核武器和热核武器,以及批量生产核武器。为此,在核裂变材料的生产方面,817综合厂和813综合厂扩建,不断完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原来的814厂改组为418厂,负责生产核聚变材料;西伯利亚地区新建816综合厂、815综合厂和电化综合厂,扩大核裂变材料的生产。在核武器的研发方面,第11设计院规模不断扩大,并新建了第1011研究院;它们研制出了更新型、更先进的核武器,在19491953年间第11设计院设计出了核武器РДС-2、РДС-3、РДС-4、РДС-5,热核武器РДС-6、РДС-37,其中第1011研究院协助РДС-6的改良工作,即协助第11设计院进行РДС-37的结构设计。在核武器的批量生产方面,新建了551厂、933厂和1134厂。整体来看,核保密城市核工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8月至1949年8月是起步阶段、1949年9月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完善阶段、50年代下半叶至80年代末是成熟阶段。起步阶段核工业发展的整体特征有:采取赶超型和动员型的经济发展方针、实验研发与工业生产同步进行、特殊的行政命令管理体制与工业生产相结合、苏联科学家自身的努力与国外核技术情报相结合、高度保密等。完善和成熟阶段核工业发展的表现是:核武器的数量激增、核试验的次数增加、核工业发展投资持续增多。苏联解体之后,其主要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国家保留了核保密城市,但国防军事订货却大幅度减少,核保密城市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在新的历史时期,核保密城市通过采取军转民、股份制改造、国家扶持和国际合作等措施逐渐摆脱发展困境,重新焕发活力。第二部分是第5章,主要介绍了核保密城市核工业发展成就斐然的最关键性因素之一,即处于特殊管理机构的组织领导之下,享有很多特权和优惠政策,可以满足核保密城市核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本章梳理了苏联核保密城市特殊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的确立及其演变历程,归纳概括了其管理模式的整体特征,客观评价这种管理模式的优缺点。核保密城市在19451953年间直接隶属于第一管理总局,1953年之后隶属于苏联中型机械制造部。19451953年核工业部门中央管理机构的演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年8月20日第9887cc/оп号密令颁布至1949年8月29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是苏联政府全面领导核计划的阶段,专门委员会全权负责一切工作,第一管理总局直接领导所有的核企事业单位。第二阶段自1949年8月29日至1953年6月26日苏联中型机械制造部成立,这是曲折发展阶段,由于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专门委员会的权威空前提升;但这一阶段核工业生产不再具有实验性,无需拥有跨部门行政力和超强动员力的管理机构的领导,再加上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专门委员会历经垂死挣扎终被撤销,第一管理总局被并入苏联中型机械制造部,核工业部门演变成普通的国家部委。在地方上,核保密城市不受直属地方政权的管辖,19451953年间其行政管理权掌握在核工厂和科研机构的行政领导手中,建筑单位政治处、核工厂或科研机构的政治处协助开展工作;1954年之后通过选举产生了核保密城市的权力机构市苏维埃,其执行机构是执行委员会。通过这种特殊的管理模式,为核保密城市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制度保障。核保密城市特殊的管理机构通过采取的特殊措施,以及享有的优惠政策,满足了核保密城市核工业发展对建筑工人、生产工人、服务人员和安全警卫人员等各种类型人力资源的需求,对土地、资金、仪器设备、衣食住行、医疗卫生等各种类型物力资源的需求,针对核工厂、核产品和核科学家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条例和措施,对核工程建设和核工业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制度,为核保密城市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在特殊管理机构组织管理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集体领导与个人独裁相结合、跨部门协作、党和政府双重领导、计划管理与人为操纵相结合等特点。这一特殊管理机构的优点是节省经费、节约时间、保护核物理领域的科学家免受迫害,同时也容易出现决策失误、部门间利益冲突和权力过度集中等缺陷。但苏联核计划的成功证明了这种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只是这种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或行业的利益,因此不可能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或行业推广。第三部分是第6章,归纳概括了核保密城市发展的整体特征,并对核保密城市核工业发展的得失进行客观评价。在苏联核计划实施、核工业发展过程中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核保密城市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利益团体,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如下共同特点:第一,在居民的社会构成方面,表现出以生产人员为主,年龄结构年轻化,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出身以工人、农民和公职人员为主,民族构成以斯拉夫族为主等特点;第二,在城市的功能方面,功能单一,从事单一类型的军事生产;第三,在城市管理方面,享有较大的自治权,人事任命、财政拨款、行政管理权和警察机关都独立于地方。核保密城市核工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在短短的几年间苏联建成了核武器综合体;第二,在较短的时间内聚合了一大批科技精英,汇聚了一批高度专业的生产人员;第三,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核工厂和科研机构为这些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促进这些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的小村镇发展成为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完善、福利待遇好、物质生活优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范城市;第四,推动了科技的进步;第五,保障了苏联在与美国的核军备竞赛之中立于不败之地。核保密城市核工业的发展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具体表现如下:第一,核工业部门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其他行业乃至社会其他领域“争夺”了大批资金、技术、人才和资源,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很多资源也都被挪用在了核工业发展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的进步以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二,核工业发展初期损害了数万人的身体健康;第三,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生态后果,严重破坏了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可见,核保密城市核工业的发展既有得也有失,那么如何客观评价其发展的得失,是得不偿失,还是失有所得呢?一方面,核保密城市核工业的发展有利于苏联实现拥有核武器,打破美国核垄断的既定目标;另一方面,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苏联以延缓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数万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被破坏为代价。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并不是以损害人体健康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实施核计划的唯一国家,与美国横向比较来看,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的过程中军事和政治目标也高于道德和生态要求。
谢玮[8]（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认为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李响[9]（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沈阳具有“东方鲁尔”之称号和“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之美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段内,妥善接收城市并迅速恢复各项功能之后,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影响和推动下,沈阳城市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对此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历史学为基础,兼用城市社会学、城市形态学、城市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沈阳城建档案和当时报刊为主要资料,研究了这一时期沈阳城市的发展背景、历程、建设成果及其影响,并对这一时段的城市发展做出评价,以期为当今城市建设和深入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启示。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解放后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沈阳城市的恢复建设,为沈阳城市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沈阳解放后,沈阳军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的完成了接收和管理工作,成为全国大城市接收的典范。在国家的支持和城市人民的努力下,沈阳恢复和新建了市内工厂,使其在规模上和技术上达到或超过建国前水平。在工业恢复的同时,残破的城市得以修复,社会重新运转并进一步走向安宁有序,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的恢复建设,不仅壮大了沈阳工业经济实力,更为此后大工业发展计划的确立、规划和实施创造了条件。第二章论述了沈阳城市发展的规划设计。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计划是围绕工业化制定和实施的。基于国内外现实条件和沈阳自身基础,国家在此布置了较多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和配套项目。为与工业化建设相适应,沈阳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也有了新的规划,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工业建设协调起来。因此沈阳不仅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城市现代工业体系,而且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现代城市骨架结构,为城市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的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历程。沈阳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市范围内形成了4个完整的工业区,完成建设项目近1500项,其中重点项目50多项,形成了以机床、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作为工业建设的载体,城市道路、排水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交通、供水、供电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公园、广场、文体场馆等公共空间丰富多样,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的呈现成为沈阳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当时“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第四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随着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市空间也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形成了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沈阳模式。从城市整体布局的调整出发,扩建成铁西和大东两个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生产规模宏大的工业区,新建陵北工业区和沈海工业区;配合工业发展,形成了南北两个文教区,教育科研机构规模和数量较为庞大;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布置调整了行政中心位置;逐渐形成了市、区、住宅区3层商业中心。城市以市政府为新的城市中心,构建了南北和东西轴线,沿轴线、铁路和陆路交通线向外拓展趋势明显。城市内部结构得到重构,外部形态得以扩展,重塑了沈阳作为东北工业化首位城市的空间形貌。第五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的更新。“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也促进沈阳城市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出现了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城市水平相吻合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机制——单位制,城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动,科学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特征。在此基础上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丰富,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反映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也映射在今天的生活范式中。第六章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业绩成就了沈阳中国重工业第一城和东北首位城市的地位,也决定了城市发展方向;以工业建设为依托,沈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形貌得到重塑,也奠定此后城市发展格局结构;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生活水平提高,也造就了辉煌的工业历史和独具魅力的工业精神。同时,这一时期沈阳城市发展也具有局限性,体现在城市建设落后于工业化,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设备与技术更新缓慢,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动力等,这些问题对当今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沈阳乃至东北城市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时期,是巨大的更新也是辉煌的起点。在铭记昔日成就的同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汲取,更需要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深思,寻求解决之道。要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沈阳,如何发挥辽宁精神,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研究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历程可获得借鉴和启示。
吴圆圆[10]（2019）在《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文中提出电视对农服务一直是我国电视事业发展历史进程中高度关注且付诸实践的重要范畴之一。本论文史论结合,富有独到见解地把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作为理论框架,全面系统深入的从传统电视时代（模拟技术时代）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发轫、数字电视时代为电视节目传播创造新的可能、互联网思维与环境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出的挑战、广播电视政策对推进对农节目发展的特殊价值、典型案例调研看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的新变化等多重维度,揭示了我国对农电视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作为两个核心要素,共同形成合力,推动对农电视事业的不断创新发展,全方位构建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对农节目发展的基本特色和基本格局。同时,对融合媒体时代,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优化发展予以了若干建设性思考。本论文首先从媒体科技史的研究视角,将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史划分为传统电视时代（即模拟技术时代）和数字电视时代两个部分,通过对传播科技与传播内容相互关系的把握,梳理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产生与发展。阐明了传统电视时代的广播科技开创我国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河,对农节目从无到有,经历了栏目化、频道化的升级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数字技术进入电视实操领域,对农电视服务节目采编播各环节走向数字化、网络化、高效化,电视服务应用空间有力拓展,使传统电视对农节目从形式、内容到服务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传输系统的升级与新媒体传输渠道的拓展使地方媒体对农传播的区域性局限得到突破。论文继而从政策推动的研究视角,系统论述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政府如何通过惠农政策为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供有效的保驾护航。“三农问题”主导了我国农村广电事业发展布局,在对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生产方面,政府都有特殊考量和优惠政策。在具体的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内容建构和生产体系上,惠农政策直接推动对农节目生产完整体系的建立,形成从频道到栏目再到节目的全方位全体系的对农服务平台。从原来节目的生产,节目中包含一部分对农服务要素,再到专门对农服务栏目再到专业对农频道,再到央视即将把原军事·农业频道分离,单独成立国家级专业对农频道,这都是基于更好的从层级上显示出对农服务政策优惠的国家考量。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一步实行电视惠农,从县级平台到省级乃至全国平台,来发挥拓展基层第一线的传播影响,通过移动手机终端服务农民的新需求,以融媒体中心平台作为依托将基层的、个体的需求放大到更大的层面,从而为点上的农村和农民服务。正是在科技创新引领和惠农政策推动两个核心要素的合力推动下,我国对农电视从四级覆盖、村村通、户户通、再到落实到人的电视扶贫产业政策,逐步形成当下我国对农传播的基础设施格局,同时,又在对农节目生产方面,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对农服务频道到栏目再到节目的一个完整的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体系。论文进而在上述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媒体融合环境下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举措。笔者结合电视媒介的供求理论和传播学受众理论指导,基于东中西信息传播的“数字鸿沟”、四级广电媒体网络的平台差异的遴选原则和调研的可行性分析,遴选典型地区、典型节目展开实证调查研究。遴选了国家级专业对农频道中央电视台军事·农业频道富有代表性的《致富经》、《乡约》栏目（国家级对农频道典型）、安徽亳州电视台（市级专业对农频道）及亳州姜屯村（传统村庄）、浙江磐安电视台（县级频道）及磐安管头村等（特色乡村旅游村）进行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获得第一手的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新变化的认知。在深入阐释调研发现的对农服务节目供求新变化的基础上,对依托科技创新更好地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移动优先理念下传统对农电视服务节目的优化,更大面积地实现基层的对农服务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二、2002年11月主要机械产品全国产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11月主要机械产品全国产量（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延长油矿接受苏联专家援助的历史考察（1951-196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之处 |
| 一、前奏与缩影:苏联对中国石油工业的影响 |
| (一)中苏石油公司的建立是苏联后期开展石油领域援助的前奏 |
| (二)对延长油矿的援助是苏联全面援助中国石油事业的缩影 |
| 二、初识与疑惑:延长油矿职工与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分歧 |
| (一)延长油矿对外国专家的认识 |
| (二)延长油矿对苏联专家来矿的疑惑 |
| 三、接受与学习:延长油矿全面向苏联专家学习 |
| (一)中央层面号召全面向苏联学习 |
| (二)苏联专家历次来矿介绍 |
| (三)苏联专家对延长油矿的建议内容 |
| (四)延长油矿对苏联专家建议的执行情况 |
| (五)延长油矿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发展过程 |
| (六)延长油矿对苏联专家建议的体会 |
| 四、总结与提高:延长油矿认识差距追赶超越 |
| (一)延长油矿在执行专家建议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
| (二)延长油矿执行苏联专家建议取得的成绩 |
| 五、继承与发展:延长油矿加强自主创新突破理论认识 |
| (一)延长油矿首创油层压裂法 |
| (二)延长油矿在实践突破地质理论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3）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1.“水利” |
| 2.“1950—1965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水利建设的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亟需巩固人民政权,各项建设百废俱兴 |
| (二)水旱灾害频发,严重损害经济社会秩序 |
| 二、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 |
| (一)恢复阶段(1950—1952) |
| 1.初步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水利建设主管机构 |
| 2.依托大中专学校,培养水利技术人才 |
| 3.修复或续建旧有引水工程设施,兴建小型蓄水工程 |
| (二)起步阶段(1953—1957) |
| 1.组建水利主管机构,重视水利技术人才培养 |
| 2.以水库为重点,修建中小型蓄水工程 |
| 3.重视水电建设的勘探、规划与设计,试办小型水电站 |
| (三)高潮阶段(1958—1960) |
| 1.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全面开展,农村水利基本实现“五化”目标 |
| 2.水电建设发展起来,大力兴建中小型水电站 |
| (四)调整阶段(1961—1965) |
| 1.加强工程管理与配套建设,重点兴建机电排灌工程 |
| 2.开展水库移民安置、水土保持、山区人畜饮水工作 |
| 3.河流梯级开发规划与县域电网布局 |
| 三、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与特点 |
| (一)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 |
| 1.组建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 |
| 2.水利技术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
| 3.初步形成了合理有序的水利建设格局 |
| 4.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提高 |
| (二)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基本特点 |
| 1.贯彻党委领导、“民办公助”的方针 |
| 2.安全性需求占据主导地位 |
| 四、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
| (一)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历史经验 |
|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水利建设的核心和根本 |
| 2.各族人民群众是水利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 |
| 3.科技进步是水利建设的不竭动力 |
| 4.水利建设必须遵循保护生态环境优先的原则 |
| (二)新时代广西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
| 1.与时俱进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2.创新水利监督与管理的体制机制 |
| 3.经济性需求与生态性需求并重,强化生态水利建设 |
| 4.坚持科技治水兴水,持续推进水利科学技术的进步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4）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时限划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创新点及难点 |
| 第一章 东北地区革命开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东北社会的区域特征 |
| 一、移民社会 |
| 二、农业与农村 |
| 三、工业发展与工人队伍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的兴起 |
| 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东路沿线的传播 |
| 二、朝鲜移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东北 |
| 三、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二章 东北地方党的组织结构与党员构成 |
| 第一节 组织规模与组织系统演化 |
| 一、组织规模及其分布状况 |
| 二、组织系统的演化 |
| 第二节 党员构成情况 |
| 一、党员的民族构成 |
| 二、党员的阶级构成 |
| 第三章 东北地方党的组织形态与经费状况 |
| 第一节 层级关系与组织运行 |
| 一、领导方式与信息沟通 |
| 二、巡视制度的建立与加强 |
| 第二节 基层组织形态 |
| 一、基层组织概况 |
| 二、支部形态 |
| 第三节 东北党的经费状况 |
| 一、东北党组织的经费来源 |
| 二、东北党组织的经费困境 |
| 三、经济困难的解决途径 |
| 第四章 东北党组织对工人的发动 |
| 第一节 东北工人群体概况 |
| 一、东北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考察 |
| 二、历史上的斗争与东北工人阶级的特点 |
| 第二节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党与工人运动 |
| 一、工运力量的积蓄与爆发 |
| 二、国、共两党对于东北工人的争夺 |
| 第三节 伪满时期中共领导下东北工人运动的走向 |
| 一、工运形势的转机与工运政策的滞后 |
| 二、“统一战线”与满总的成立 |
| 三、工人运动与抗日游击运动的融合 |
| 第五章 党组织、抗日联军与农村社会 |
| 第一节 农村革命力量的积蓄 |
| 一、东北党组织农村工作的开拓 |
| 二、农村社会矛盾的酝酿与激化 |
| 三、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与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 |
| 第二节 游击根据地内的农民与党 |
| 一、事变后的农村社会与游击队的生存空间 |
| 二、农民的拥护与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
| 三、将农民纳入党的组织系统 |
| 第三节 党与农村依存关系的形成与打破 |
| 一、党组织与农村社会的相互依存 |
| 二、日伪高压政策下根据地的生存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5）运粮湖管理区虾稻种养区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水稻种植区时空变化遥感监测研究进展 |
| 1.2.2 虾稻种养区时空演变规律与驱动因素分析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2 理论与方法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虾稻田 |
| 2.1.2 虾稻种养区 |
| 2.1.3 “虾稻轮作”模式 |
| 2.1.4 “虾稻连作”模式 |
| 2.1.5 “虾稻共作”模式 |
| 2.2 基本理论 |
| 2.3 主要方法 |
| 2.3.1 遥感数据处理方法 |
| 2.3.2 植被指数计算方法 |
| 2.3.3 土壤指数计算方法 |
| 2.3.4 改进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计算方法 |
| 2.3.5 主成分分析方法 |
| 2.3.6 纹理特征提取方法 |
| 2.3.7 遥感分类方法 |
| 2.3.8 精度验证方法 |
| 3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自然地理概况 |
| 3.1.2 社会经济状况 |
| 3.2 数据资料获取及预处理 |
| 3.2.1 遥感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过程 |
| 3.2.2 种养管理访谈问卷资料获取 |
| 3.2.3 其他数据资料 |
| 4 虾稻种养区识别 |
| 4.1 虾稻种养区识别过程 |
| 4.1.1 研究区遥感影像选取与预处理 |
| 4.1.2 研究区虾稻田遥感影像光谱特征提取 |
| 4.1.3 研究区虾稻田遥感影像光谱特征波段合成 |
| 4.1.4 研究区虾稻田提取过程 |
| 4.2 虾稻种养区识别结果 |
| 4.2.1 研究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结果 |
| 4.2.2 虾稻种养区面积数量 |
| 4.2.3 虾稻种养区空间格局 |
| 5 虾稻种养区时空演变规律分析 |
| 5.1 虾稻种养区数量演变特征 |
| 5.1.1 虾稻种养区数量变化 |
| 5.1.2 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变化特征 |
| 5.2 虾稻种养区的空间演变特征 |
| 5.2.1 虾稻种养区空间格局变化 |
| 5.2.2 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空间演变特征 |
| 6 虾稻种养区时空演变驱动因素研究 |
| 6.1 市场需求 |
| 6.1.1 小龙虾市场需求与前景 |
| 6.1.2 小龙虾产业链形成 |
| 6.2 经济效益 |
| 6.2.1 虾稻种养农户经济效益驱动力 |
| 6.2.2 我国虾稻种养小龙虾产业经济效益 |
| 6.3 政策支持 |
| 6.3.1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支持 |
| 6.3.2 地方政府政策落实与技术推广 |
| 6.4 自然因素 |
| 6.4.1 地形条件 |
| 6.4.2 水质条件 |
| 6.5 区位因素 |
| 6.5.1 外部交通区位因素 |
| 6.5.2 内部土地利用区位因素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工作(硕士) |
| 致谢 |
| 附录 |
（6）抗战大后方的荣氏企业 ——以李国伟系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起与依据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资料来源 |
| 五、重难点与创新点 |
| 六、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荣氏企业与内迁企业的创办 |
| 一、战前荣氏企业简况 |
| (一)从保兴粉厂到“面粉大王” |
| (二)从振新纱厂到“棉纱大王” |
| (三)荣氏企业组织形式 |
| 二、荣氏内迁企业的发轫 |
| (一)申四、福五的创办 |
| (二)战前企业的经营发展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战时李国伟系统的产生与形成 |
| 一、李国伟系统的产生 |
| (一)抗战爆发企业内迁 |
| (二)申四、福五的重建 |
| 二、李国伟系统的扩展及正式形成 |
| (一)后方荣氏企业附属事业的扩展 |
| (二)总管理处及其成立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战时李国伟系统的经营活动 |
| 一、李国伟系统的困境 |
| (一)国家环境与日军轰炸 |
| (二)预防与应对措施 |
| (三)小结 |
| 二、李国伟系统的经营活动 |
| (一)总管理处在经营活动中的作用 |
| (二)内迁企业的经营活动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战争后期荣氏企业管理核心层的调整 |
| 一、李国伟与荣氏企业各系统的复杂关系 |
| (一)申四、福五股金变化 |
| (二)企业各系统间的复杂关系 |
| 二、企业内部调整的艰难历程 |
| (一)荣宗敬时代的荣氏企业 |
| (二)调整的艰难历程 |
| 三、融入企业管理核心 |
| (一)后荣家时代的荣氏企业 |
| (二)融合与变革 |
| 第五章 结束语 |
| 一、李国伟系统的主要贡献 |
| 二、李国伟系统的缺陷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苏联核计划中的核保密城市研究（1945～1953）（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和时间界定 |
| 1.概念界定 |
| 2.时间界定 |
| 二、选题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1.研究方法 |
| 2.写作思路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核保密城市的建立 |
| 1.1 核保密城市建立的必要性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核保密城市的选址及其地理分布 |
| 1.3 早期核工程的建设 |
| 1.3.1 钚工厂的建设 |
| 1.3.2 铀工厂的建设 |
| 1.3.3 核科学研究中心的建设 |
| 1.4 早期核工程建设动用的劳动力资源 |
| 1.4.1 囚犯 |
| 1.4.2 工程兵 |
| 1.4.3 特殊移民和自由雇佣工人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核保密城市与早期核裂变材料的生产 |
| 2.1 核原料铀的勘探和加工 |
| 2.1.1 铀矿的勘探 |
| 2.1.2 铀矿的加工 |
| 2.2 早期核裂变材料的实验研发 |
| 2.2.1 钚-239 的实验研发 |
| 2.2.2 铀-235 的实验研发 |
| 2.3 早期核裂变材料的工业生产 |
| 2.3.1 钚-239工业生产的形成：石墨反应堆与重水反应堆的比较 |
| 2.3.2 铀-235工业生产的形成：气体扩散法和电磁法的结合 |
| 2.4 政府为实现核裂变材料的工业生产提供的保障工作 |
| 2.4.1 财力和物力资源方面 |
| 2.4.2 人才配套方面 |
| 2.4.3 公共基础设施方面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核保密城市与早期原子弹的结构设计和试爆工作 |
| 3.1 第11设计院与早期原子弹的结构设计 |
| 3.1.1 第11 设计院早期承担的设计任务 |
| 3.1.2 “理论—实验—设计—生产”四位一体 |
| 3.1.3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是否是美国原子弹的复制品 |
| 3.2 第11设计院与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 |
| 3.3 政府为第11设计院提供的保障工作 |
| 3.3.1 财力和物力资源方面 |
| 3.3.2 人才配套方面 |
| 3.3.3 公共基础设施方面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之后核保密城市的后续发展 |
| 4.1 核裂变材料生产厂 |
| 4.1.1 原有核裂变材料生产厂 |
| 4.1.2 新建核裂变材料生产厂 |
| 4.2 核武器科学研究中心 |
| 4.2.1 第11设计院的壮大 |
| 4.2.2 新建第1011研究院 |
| 4.3 核武器批量生产厂 |
| 4.3.1 第11设计院新建551厂 |
| 4.3.2 新建933厂 |
| 4.3.3 新建1134厂 |
| 4.4 核工业发展的阶段及其阶段性特征 |
| 4.4.1 核工业发展的起步阶段 |
| 4.4.2 核工业发展的完善和成熟阶段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核保密城市特殊的管理机构 |
| 5.1 特殊管理机构的确立及演变 |
| 5.1.1 中央管理机构的确立 |
| 5.1.2 中央管理机构的演变 |
| 5.1.3 地方管理机构的确立及演变 |
| 5.2 特殊管理机构采取的管理举措 |
| 5.2.1 特殊的人才措施 |
| 5.2.2 特殊的物质保障措施 |
| 5.2.3 特殊的安全和保密措施 |
| 5.2.4 特殊的监督措施 |
| 5.3 特殊管理机构的整体特征和优缺点 |
| 5.3.1 核工业管理的整体特征 |
| 5.3.2 核工业管理机构的优缺点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核保密城市发展的整体评价 |
| 6.1 核保密城市发展的整体特征 |
| 6.1.1 城市居民的社会构成方面 |
| 6.1.2 城市功能方面 |
| 6.1.3 城市管理方面 |
| 6.2 核保密城市发展之得 |
| 6.2.1 形成了核武器综合体 |
| 6.2.2 凝聚了一批高素质人才 |
| 6.2.3 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
| 6.2.4 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
| 6.2.5 保障了苏联在与美国的核军备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 |
| 6.3 核保密城市发展之失 |
| 6.3.1 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 6.3.2 损害了人体健康 |
| 6.3.3 破坏了生态环境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目录（摘录） |
| 附录二 苏联核工业管理机构演变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8）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课题的来源 |
| 二、选题的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
| 第二节 该选题方向现状及发展动态的理论梳理 |
| 一、涉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二、涉及近代全国范围或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研究成果 |
| 三、涉及交通条件变迁与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 |
| 四、涉及西北地区具体地域民生设计及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五、其他相关方志及调研考察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
| 第四节 几点必要的说明 |
| 一、时间界定、地域范围界定 |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雏形 |
| 一、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二、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本质及初期形态 |
| 三、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呈现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萌芽走向——设计形式的不断碰撞 |
| 一、设计中传统手工业与局部工业化继替发展的轨迹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对工业化体制的构建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嬗变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中工业化萌芽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 |
| 二、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设计文化的继替发展与不断碰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1861-1894年) |
| 第一节 晚清洋务运动与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多元汇集 |
| 一、晚期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时代的新需求与旧有设计形式的交流转换与局限 |
| 三、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影响 |
| 第二节 晚清洋务运动促西北民生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嬗变 |
| 二、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三、工业化观念的发展 |
| 四、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的遗憾(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变革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的(碰撞、选择)交融发展 |
| 二、西北地区民生产业的主体形式特点 |
| 三、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四、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1901-1911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综合与突破 |
| 一、“清末新政”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凸显 |
| 三、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对传统手工产业的继替与工业化的突破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适应性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演进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共融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必然原因——对地域特征的适应性 |
| 四、各方力量在西北地区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设计体制的定型 |
| 二、“清末新政”中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面临的挑战 |
| 四、文化自觉的形成:被唤醒的民生设计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12-1937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延续 |
| 一、抗战之前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形式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延续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融通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的延续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地域特征的显现 |
| 第三节 抗战之前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社会共识下民生的文明教化 |
| 二、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化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37-1949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繁荣与引领 |
| 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抗战时期乡村社会传统手工业的重要作用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程度的大发展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 二、产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扩散效应 |
| 第三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 |
| 二、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工业化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变革发展的关系与民生设计性质、功能的认识 |
| 第四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
| 第五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和内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和创新 |
| 第一章 解放后沈阳城市的接收和恢复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沈阳城市接收 |
| 一、城市接收前的准备工作 |
| 二、城市接收的过程与实施 |
| 第二节 城市管理和建设工作次第开展 |
| 一、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 |
| 二、市政建设恢复 |
| 三、教育、卫生事业进步 |
| 第三节 城市工业的恢复和改造 |
| 一、解放前沈阳工业状况 |
| 二、国营工业的恢复和新建 |
| 三、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改造 |
| 第四节 配合抗美援朝战争动员的城市社会生产运动 |
| 一、全市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 |
| 二、配合战争动员进行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 |
| 第五节 新政权的巩固与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 |
| 一、收缴武器弹药,确保城市安全 |
| 二、进行城市救济、收容散兵、乞丐和无业游民 |
| 三、封闭妓院,教育改造妓女和暗娼 |
| 四、严禁贩毒吸毒,肃清烟毒流害 |
| 五、镇压反革命运动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规划 |
| 第一节 “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过程和原因 |
| 一、国家工业发展策略中沈阳地位的确立 |
| 二、“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的城市规划设计 |
| 一、《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制定基础 |
| 二、《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形成过程 |
| 三、《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具体内容和评价 |
| 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 |
| 第一节 城市工业飞速发展 |
| 一、铁西区工业的扩充 |
| 二、大东区工业的调整 |
| 三、新工业区的工业建设 |
| 第二节 城市建设逐步完善 |
|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 |
| 二、城市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 |
| 三、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多样化 |
| 四、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呈现 |
| 第四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重构 |
| 第一节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一、原有工业区的充实和调整 |
| 二、新工业区和工业居民点的规划和兴建 |
| 三、文教区的新建 |
| 四、行政区域迁移和构建 |
| 五、等级化商业区的出现 |
| 第二节 城市空间总体形态及特点 |
| 一、更新与拓展——总体城市形态 |
| 二、扩张与重构——城市形态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演变逻辑 |
| 一、城市发展动力综合分析 |
| 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逻辑 |
| 第五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单位制在城市社会基层管理中占主导 |
| 一、单位制的形成 |
| 二、沈阳地区单位制的特征 |
| 第二节 城市社会人口结构变化 |
| 一、城市人口数量增长 |
| 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 |
| 三、人口经济结构的变化 |
| 四、女性劳动人口增加及意义 |
| 第三节 科学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突出 |
| 一、科学和教育事业突飞猛进 |
| 二、医疗卫生条件有质的飞跃 |
| 第四节 城市居民生活变迁 |
| 一、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变迁 |
| 二、城市居民文体娱乐活动丰富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评述 |
| 第一节 沈阳城市发展成就与历史影响 |
| 一、谱写辉煌时代,建成新中国重点工业城市 |
| 二、形成以沈阳为核心的辽宁中部城市产业集群 |
| 三、重构工业城市形态,奠定城市发展格局 |
| 四、城市精神初步形成 |
| 第二节 沈阳城市发展的局限性 |
| 一、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水平落后于工业化 |
| 二、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 |
| 三、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 |
| 四、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 |
| 结论 |
| 一、革新与辉煌：建国初期城市整体风貌变革 |
| 二、辐射与担当：城市职能的转变 |
| 三、反思与梦想：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与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价值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传统电视时代(模拟技术时代)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发轫 |
| 第一节 广播科技开创我国广播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河 |
| 一、广播对农服务的滥觞 |
| 二、广播对农节目的社会效应 |
| 第二节 电视科技促进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产生 |
| 一、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的先导作用 |
| 二、电视问世催生对农节目多彩新形态——从节目到栏目化、频道化 |
| 第三章 数字时代为电视对农服务节目传播创造新的可能 |
| 第一节 节目制作环境的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改造 |
| 一、电视节目采编制作的便捷高效 |
| 二、数字电视服务的应用空间拓展 |
| 第二节 数字电视技术促进对农电视新格局的产生 |
| 一、节目内容生产的多样化与节目形态的变迁 |
| 二、传输系统的升级拓展有力突破地方媒体对农传播的区域性局限 |
| 三、对农传播新格局的形成 |
| 第四章 互联网思维与环境对电视对农服务节目提出的挑战 |
| 第一节 互联网思维引发重新认识电视及其对农服务节目的传播理念与模式 |
| 一、“互联网思维”及其在传播业的核心理念 |
| 二、互联网思维对整个电视传播理念的颠覆与重塑 |
| 三、互联网思维对传统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及传播理念与模式的突破 |
| 第二节 互联网环境引发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内容生产的变化 |
| 一、受众的变化:受众构成、需求和审美趣味 |
| 二、传播环境的变化:从传统电视到三网合一的传输格局 |
| 三、节目的变化:节目形态、传播渠道与盈利模式 |
| 第五章 我国广播电视政策对推动对农节目发展的特殊价值 |
| 第一节 由“三农问题”主导的农村广电事业发展布局 |
| 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与政策深化 |
| 二、党和政府对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殊政策安排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生产的惠农政策 |
| 一、传媒产业化的双重效益目标及其关系 |
| 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在对农节目生产供给中的特殊考量 |
| 第六章 从典型案例调研看对农服务节目供求关系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典型案例的遴选 |
| 一、典型案例的遴选依据 |
|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设计 |
| 第二节 传统农民信息需求升级——安徽亳州调研发现 |
| 一、亳州及其电视事业的基本现况 |
| 二、具体调研的实施 |
| 三、调研发现:基层农民对信息需求走向更高层次 |
| 第三节 “走进来”:基于新型农村产业发展的新需求——浙江磐安调研发现 |
| 一、磐安及其电视事业的基本现况 |
| 二、调研的具体实施 |
| 三、调研发现:农村新兴产业推动农民对农需求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国家级对农节目的创新实践——央视《致富经》、《乡约》调研发现 |
| 一、《致富经》、《乡约》基本情况 |
| 二、《致富经》的创新探索 |
| 三、《乡约》的创新探索 |
| 第七章 总论:对农传播优化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新媒体环境下农民对信息传播的需求变化 |
| 一、电视对农服务须适应农民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 |
| 二、新兴产业形态下的农民:主动传播需求有待满足 |
| 第二节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县级对农服务节目发展提供新指南 |
| 一、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是解决县级电视媒体发展困境的迫切需要 |
|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发展经验 |
| 三、县级融媒体建设对对农服务持续优化的思考 |
| 第三节 移动优先理念下对农电视服务节目的优化 |
| 一、“内容为王”升级,大小屏差异化的战略布局 |
| 二、传统优势对农节目走向移动终端的实现路径 |
| 三、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实现对农服务节目分级扶持政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四、2002年11月主要机械产品全国产量（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延长油矿接受苏联专家援助的历史考察（1951-1960）[D]. 陈宇轩. 延安大学, 2021(10)
- [3]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D]. 韩俊喆.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D]. 武洋. 吉林大学, 2020(08)
- [5]运粮湖管理区虾稻种养区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D]. 陈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抗战大后方的荣氏企业 ——以李国伟系统为中心[D]. 李梦琴. 西南大学, 2020(01)
- [7]苏联核计划中的核保密城市研究（1945～1953）[D]. 张文华. 吉林大学, 2019(10)
- [8]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9]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D]. 李响.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10]我国电视对农服务节目发展研究[D]. 吴圆圆. 上海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