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分析——以东盟10+3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吴昊,于昕田[1]（2021）在《RCEP签署后的东亚区域合作未来方向》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11月,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RCEP,并且各缔约方均承诺将尽快完成协定的核准程序,使RCEP尽早正式生效。有关各方正式签署RCEP及其日后生效,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新阶段,但并非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终点。RCEP正式生效后仍然面临着东亚区域合作方向的选择问题。为了全面落实RCEP的相关规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必须继续坚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特殊性,在深化RCEP等制度性区域合作的同时,仍需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积极探索东亚区域合作的新形式;需要积极推动RCEP框架下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区域包容性发展。此外,还应该在东盟主导下深化区域政治安全合作,促进政治安全合作与区域经济合作良性互动。
魏冉[2]（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认为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蔡琬琳[3]（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范佳睿[4]（2021）在《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文中研究指明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陈子恒[5]（2020）在《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 ——路径依赖与制度功能》文中研究说明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及扩大会议是东盟主导下的地区防务协调机制,旨在通过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推动地区稳定与和平。历史制度主义为我们认识其发展变化以及功能发挥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从2006年从立至今,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经历了从初始、完善再到扩容三个阶段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在组织架构、涉及议题等方面都有很大进展。但是,作为制度叠加下的产物,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虽然有其创新之处,但在机制安排、议题设置和成员分配等方面,都承袭了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在内的区域组织的传统,显示出了一定的“路径依赖”。此外,主导区域一体化二十年的经验累积,东盟以制度为抓手,塑造区域政治局势的技巧愈发炉火纯青,通过发挥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制度功能”,从“机会创造”、“行为限制”和“规范重塑”三个方面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各个行为体。总而言之,本文探讨的问题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机制功能是如何完善且持续发挥,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在东南亚区域安全合作体系以及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段德乾[6]（2020）在《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安全合作逐渐兴起,亚太地区先后涌现出多类型和多层次的安全合作对话安排。由于地缘开放性及历史联系性,东亚区域的安全合作新区域主义特征明显,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共同参与区域安全问题治理成为常态。完全开放的安全合作机制在加强域内外国家安全联系的同时,也显现出发展瓶颈。在应对区域性明显的安全问题时,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发挥作用有限,甚至成为区域内国家携手进行安全治理的障碍。基于以案例分析法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分析亚太区域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特征,并归纳机制中东亚国家的安全关切,总结出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在安全治理过程中面临供需两方面的困境。结合开放区域主义的理论特征,分析东亚区域内传统安全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实现区域性治理的路径与效果,并对未来东亚安全合作机制构建进行前景展望。东亚安全问题的区域性治理,根源于安全问题的区域特性。区域内现有的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所面临的供需困境能够佐证安全问题区域性治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未来东亚安全合作将呈现“葫芦”模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决定了东亚区域的整体认同和一体化需要。东南亚与东北亚两个次区域的安全合作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动力来源,而中日作为区域大国,将发挥“葫芦腰”一样的连接稳定作用。
丁伟航[7]（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詹子懿[8]（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戴瑾莹[9]（2020）在《东盟多边防务合作与灾害管理机制建设》文中研究指明鉴于东南亚地区灾害高频次和强破坏性的严峻形势,东盟自成立之初便将灾害管理列为八项目标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历了50年的探索,东盟建立起覆盖灾害评估预警、应急反应以及灾后恢复的灾害管理机制。学界围绕东盟灾害管理机制建设、案例分析、存在不足及未来发展走向展开了探索。在东盟灾害管理机制之外,东盟多边防务合作也建立起灾害管理机制,成为重要的外部补充力量,二者建立的协同机制也推动东盟灾害管理机制从自身制度建设走向机制间协同发展。然而,学界目前对这一发展趋势研究尚少,尤其对于东盟多边防务合作为何介入灾害管理,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的灾害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发展、规范内容、重要意义以及存在问题探索不足。行文第一章将回溯东盟灾害管理机制发展动力及机制建设历史进程,认为以2004年印度洋海啸为界,经历了从早期发展到制度创新的过程,东盟建立起以东盟灾害管理委员会为核心决策机构,以东盟秘书处为协调单位,以《东盟灾害管理与应急响应协议》为法律框架和制度保障,以《东盟灾害管理与应急响应协议工作规划》为行动战略,以人道主义援助事务协调中心为业务单位的运行机制。但是,在“东盟方式”制约之下,东盟灾害管理机制面临资源不足、权力有限的困境,因此在灾害管理实践中表现不佳。随着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机制相继启动,东盟国家对多边防务合作实现了从拒绝到接受的态度转变。鉴于灾害管理合作低政治敏感性、高现实需求性、前景广阔性的特点,灾害管理成为东盟多边防务的重要合作支点,构筑起双轨道灾害管理合作机制。“第一轨道”合作机制由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构成,成为区域、跨区域灾害管理合作的正式性磋商平台。作为“第一轨道”的延伸,“第二轨道”的合作以东盟防务与安全制度网络为主要代表,发挥了军队角色合法化、推动灾害管理合作制度化和提供政策建议与咨询的作用。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的灾害管理机制承认《东盟灾害管理与应急响应协议》主导的现有机制的核心地位,成为重要的外部补充,共同构成文职-军事部门相协调的管理机制。东盟防长会议下的灾害管理行动倡议有效整合了东盟十国军事资源,建立了军事资源协调模式,内嵌于东盟灾害管理机制之中。而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下的“东盟+”机制则引入了东盟外部国家防务合作,在维护“东盟中心性”的基础之上,承认东盟灾害管理机制的核心主导地位,作为重要外部补充力量,发挥着协同作用。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的灾害管理规范是在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从宏观层面的“东盟方式”而言,它仍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又对不干涉原则、非正式性原则与共识决策原则进行灵活性解释。从中观层面的综合安全规范而言,它仍奉行国家安全,又在实践中向“人的安全”靠拢,并在坚持综合安全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以传统安全手段解决非传统安全议题。最后,在微观层面的灾害管理具体实践中,它延续了核心的人道主义规范,又将多边防务合作规范引入其中,从而共同构成了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的灾害管理规范内容。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机制的意义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对东盟灾害管理机制而言,它既整合东盟国家防务力量,又引入区域外国家防务力量,从而极大弥补东盟灾害管理部门不足。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跨部门的合作,它推动东盟灾害管理机制从制度建设阶段走向机制间协同发展阶段。对东盟多边防务合作而言,灾害管理已成为东盟防务部门务实性合作的代表性成果,构筑起完整的管理机制和规范框架,并在实践中日趋成熟,有利于东盟多边防务合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而于东盟共同体机制建设,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合作维护“东盟中心性”,又有效整合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安全共同体,能够助益于东盟共同身份的塑造。当然,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机制仍面临着一定局限。首先是机制重叠与竞争现象严重,难以提供差异化的区域灾害管理公共产品,机制拥挤的现象也给协调带来了困难。其次,尽管东盟防务部门构建起一整套灾害管理合作框架,但在实际灾害救援的过程中却普遍采取“多边思考、双边行动”的策略,使多边防务框架下的灾害管理机制有效性大打折扣。最后,灾害管理本身应当遵循人道主义规范,但防务部门以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方式介入,无疑增加了政治色彩,甚至演化为大国政治竞争与博弈的工具。以上因素制约了东盟多边防务合作在灾害管理中发挥实效,也将制约东盟灾害管理机制的发展与完善。东盟在《东盟灾害管理愿景2025》中提出充当未来全球灾害管理领导者的角色定位,从目前来看,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未来,东盟仍要聚焦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以渐进的方式建立起真正的多层次、多部门、多主体的协同管理机制。
付琪琦[10]（2020）在《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评析》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东亚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区域性组织,东盟不仅将东南亚十国凝聚在一起,并在东亚地区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中心性”地位。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虽然是一个新近的概念,但是近年来已经成为东盟在地区一体化进程和东盟区域合作中维护自身独立自主性、整体性的重要原则。东盟的“中心性”地位诉求形塑于东盟区域安全治理与地区合作中,并在区域安全治理与经济合作方面取得显着成就。随着东盟自身能力的增强以及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增加,东盟的“中心性”地位诉求越发强烈。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也面临着多重挑战。在内部表现为受限于自身机制与能力的不足,不能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外部则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大国区域竞争关系,特别是“印太”战略的推进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对于东盟来说,维护其“中心性”地位诉求关乎东盟的生存与影响力扩大,而东盟唯有内外兼修方才可能克服相关的挑战与保持这一地位,东盟坚持“中心性”地位诉求任重道远。
二、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分析——以东盟10+3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分析——以东盟10+3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RCEP签署后的东亚区域合作未来方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是否应该继续坚持 |
| （一）坚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是一种现实选择 |
| （二）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进展关键得益于东盟的主导作用 |
| （三）推进RCEP框架下的区域合作需要东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
| 二、应该继续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 |
| （一）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基本内涵 |
| （二）东亚竞争性地区主义与开放的地区主义并行发展 |
| （三）东亚区域合作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的主要课题 |
| 三、应如何推进RCEP框架下的经济技术合作 |
| （一）经济技术合作的内涵及其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 |
| （二）东亚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
| （三）RCEP框架下推进东亚经济技术合作方向 |
| 四、如何实现东亚政治安全合作与区域经济合作良性互动 |
| （一）东亚国际政治局势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制约性影响 |
| （二）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主要政治安全合作机制 |
| （三）未来东亚地区深化政治安全合作的基本方向 |
（2）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 4.1.1 模型的设定 |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 5.1.2 贸易渠道 |
| 5.1.3 投资渠道 |
| 5.1.4 金融渠道 |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进一步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研究述评 |
| 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危机界定：由不确定性引发的安全困境 |
| 三东盟路径下的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动力机制 |
| （一）以非传统安全议题为合作导向确定安全威胁 |
| （二）依托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确定安全利益 |
| 1. 东南亚国家联盟 |
| 2. 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 |
| 3. 东盟地区论坛 |
| 4. 东亚峰会 |
| 四东盟路径下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转危为机 |
| （一）对于安全威胁的预估基本一致 |
| （二）对于安全利益的共识有待增强 |
| 五结论 |
（5）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 ——路径依赖与制度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拟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背景 |
| 第一节 国际环境:中美战略竞争下的东南亚地区 |
| 第二节 制度堆叠:东盟防长会议之前的东南亚防务一体化趋势 |
| 第三节 行动者:东盟的考量与个别国家的盘算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东盟防长会议到东盟防长扩大会议 |
| 第一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机制特点 |
| 第三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面临的挑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运作模式 |
| 第一节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路径依赖” |
| 第三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路径依赖”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一节 机会创造:东盟内部与外部双重受益 |
| 第二节 行为限制:反哺东盟“中心地位” |
| 第三节 重塑规范:影响行动者的偏好和目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中的南海问题 |
| 第一节 东盟在南海问题中的角色 |
| 第二节 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中的南海议题 |
| 第三节 东盟调整南海策略的战略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历届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联合声明中关于南海问题的表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6）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论文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安全区域化及区域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一节 安全问题区域化 |
| 一、安全问题区域特性 |
| 二、安全问题的跨区域性 |
| 三、开放区域主义的内涵 |
| 第二节 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理论界定 |
| 一、区域多边机制 |
| 二、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 一、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定义 |
| 二、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特征 |
| 三、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 |
| 第二章 亚太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机制的现状与困境 |
| 第一节 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 |
| 一、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构背景 |
| 二、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行动路线图 |
| 三、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进程特征 |
| 第二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东亚安全关切 |
| 一、大国竞争 |
| 二、领土争端 |
| 三、分裂主义 |
| 四、军事扩张与军备竞赛 |
| 五、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三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困境 |
| 一、意愿困境 |
| 二、议程困境 |
| 三、组织困境 |
| 四、功能困境 |
| 五、整合困境 |
| 六、地位困境 |
| 第三章 东亚安全管理的区域化趋势 |
| 第一节 亚洲多边安全机制 |
| 一、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区域性 |
| 二、亚信峰会——亚洲特性 |
| 三、东盟安全共同体——东南亚次区域性 |
| 第二节 东亚安全问题的区域化管理 |
| 一、南海问题区域性:从DOC到 COC |
| 二、朝鲜半岛问题区域性:六方会谈的升华 |
| 第三节 东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区域性管理 |
| 一、湄公河联合执法 |
| 二、10+3机制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
| 第四章 东亚双层多边安全合作:次区域、区域性和跨区域 |
| 第一节 东亚双层多边安全合作:次区域性和区域性 |
| 一、两个次区域 |
| 二、东亚安全合作的制度化设想——“葫芦”架构 |
| 第二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转化与西太平洋安全倡议 |
| 一、现有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转化 |
| 二、西太平洋安全合作框架设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渊源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研究 |
| 二、区域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变量综述与选择 |
| 四、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案例综述与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
| 一、概念诠释与描述性推论 |
| 二、比较案例分析与因果推论 |
| 三、过程追踪与历史制度分析 |
| 第一章 区域共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共识的内涵 |
| 一、观念与共享观念 |
| 二、意向与集体意向 |
| 三、语言与共同承诺 |
| 四、认同与集体认同 |
| 第二节 共识的建构 |
| 一、利益与共识 |
| 二、危机与共识 |
| 三、交往与共识 |
| 第三节 区域共识的建构 |
| 一、共同利益与区域共识 |
| 二、危机管理与区域共识 |
| 三、国际互动与区域共识 |
| 第二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规律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化 |
| 一、制度的构成 |
| 二、制度化动因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国际安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国际经济共识的制度化 |
| 三、国际环境共识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区域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制度化: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 |
| 二、区域共识的制度化变量与假设 |
| 第三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一、利益协调需要制度保障 |
| 二、共同利益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利益扩大推动再制度化 |
| 第二节 危机管理 |
| 一、危机化解需要制度安排 |
| 二、危机管理依靠制度协调 |
| 三、危机管理迫使制度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协调 |
| 一、国际协调奠定制度基础 |
| 二、国际协调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推进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集体意向 |
| 一、集体意向决定集体行动 |
| 二、集体意向建构社会实在 |
| 三、集体意向建构制度事实 |
| 第四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全球与区域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跨区域到全球 |
| 一、国际安全“共识”:从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
| 二、国际经济“共识”: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
| 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次区域到区域 |
| 一、西欧联合:从思想理念到煤钢共同体 |
| 二、欧洲联合:从“三大共同体”到欧盟的成立 |
| 第三节 全球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关系 |
| 第五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次区域与区域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东欧剧变推动中欧制度合作 |
| 二、共同利益:集体安全需要中欧制度安排 |
| 三、国际协调:维谢格拉德会晤与“V4+N”会晤机制 |
| 四、集体意向:共同加入欧盟与加强中欧身份 |
| 五、维谢格拉德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反恐国际合作启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能源与安全利益奠定制度化基础 |
| 三、国际协调:从“双边”上海峰会到“多边”杜尚别会晤 |
| 四、集体意向:《上合宣言》与《打击三股势力公约》 |
| 五、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三节 “东盟+”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内忧外患推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利益范围扩大助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从邦胜聚会到东亚峰会 |
| 四、集体意向: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 |
| 五、“东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四节 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接口”:“扩员”与“+N”模式 |
| 结论 |
| 一、区域共识制度化的一般经验 |
| 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理论限定与局限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其他变量与假定 |
| 四、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的区域共识制度化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8）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防务外交及其在中国—东南亚关系中的早期表现 |
| 第一节 防务外交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东南亚防务外交的发展 |
| 第二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缘由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基础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动力 |
| 第三章 东盟框架内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 第一节 东盟地区论坛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二节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三节 “10+1”“10+3”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 第四章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 第一节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的多边防务外交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双边防务外交的发展 |
| 第五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评析 |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局限性 |
| 第六章 防务外交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 第一节 坚持多内容领域齐头并进,夯实防务外交信任基础 |
| 第二节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统筹维护,推动防务外交深入开展 |
| 第三节 维护多边与经略双边相结合,优化防务外交战略布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东盟多边防务合作与灾害管理机制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四、论文框架安排 |
| 第一章 东盟灾害管理机制建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东盟灾害管理机制动力分析 |
| 第二节 东盟灾害管理机制构建 |
| 第三节 东盟灾害管理机制的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机制建设 |
| 第一节 重要引入:以灾害管理作为合作支点 |
| 第二节 机制建设:双轨道灾害管理机制构建 |
| 第三节 角色定位:东盟灾害管理机制外部补充 |
| 第四节 重要意义:基于三个维度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机制规范化 |
| 第一节 “东盟方式”的承续与创新 |
| 第二节 综合安全规范的承续与创新 |
| 第三节 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规范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盟多边防务框架下灾害管理机制不足及展望 |
| 第一节 协调困难:机制重叠与竞争 |
| 第二节 有效性局限:多边与双边的博弈 |
| 第三节 动机受到质疑:浓厚的非人道主义色彩 |
| 第四节 理想与现实:未来全球灾害管理的领导者?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的概念及其内涵 |
| 第一节 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的概念 |
| 一、相关概念辨析 |
| 二、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的内涵 |
| 一、寻求“中立”地位,避免卷入大国竞争 |
| 二、做大国间关系“调解人”,避免边缘化 |
| 三、做地区“领导者”,坚持自主性 |
| 四、建立区域规范,一致对外 |
| 第二章 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的动机原理 |
| 第一节 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的提出背景 |
| 一、“中心性”地位理论概述 |
| 二、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的历史追溯及发展 |
| 第二节 经济危机与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的关系 |
| 一、1997 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变迁 |
| 二、东南亚经济体制改革与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 |
| 第三节 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与构建 |
| 一、经济合作与制度变迁 |
| 二、东盟经济合作机制构建中的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 |
| 第三章 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形塑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政治因素 |
| 一、冷战后亚太政治格局的变化 |
| 二、东南亚地区区域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
| 三、东盟国家的脆弱性与敏感性 |
| 第二节 地理因素 |
| 一、东南亚的地缘战略价值 |
| 二、自然资源丰富 |
| 第三节 文化因素 |
| 一、多样性与同一性统一的东南亚文化 |
| 二、东盟认同的形成 |
| 第四节 经济因素 |
| 一、东盟经济的发展 |
| 二、东亚合作的开展 |
| 第四章 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的形塑路径 |
| 第一节 推行“大国平衡”,寻求地区中立性 |
| 一、“大国平衡”战略的历史背景 |
| 二、“大国平衡”的战略内涵与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 |
| 第二节 建立东盟共同体,推进地区一体化 |
| 一、建立东盟意识,塑造地区身份 |
| 二、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
| 第三节 协调一致,在区域合作中获大国“认可” |
| 一、协调一致 |
| 二、大国对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的认可 |
| 第五章 东盟构建“中心性”地位诉求的成效与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东盟构建“中心性”地位诉求取得的成效 |
| 一、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在区域安全治理中的彰显 |
| 二、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在区域合作中的彰显 |
| 第二节 东盟建构“中心性”地位诉求面临的挑战 |
| 一、东盟软领导能力有限 |
| 二、成员国内部难以取得共识 |
| 三、东盟内部凝聚力问题 |
| 四、地区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
| 五、“印太”战略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分析——以东盟10+3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RCEP签署后的东亚区域合作未来方向[J]. 吴昊,于昕田. 东北亚论坛, 2021(06)
- [2]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3]“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4]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J]. 范佳睿. 国际安全研究, 2021(01)
- [5]东盟防长会议及扩大会议 ——路径依赖与制度功能[D]. 陈子恒. 暨南大学, 2020(06)
- [6]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D]. 段德乾. 外交学院, 2020(07)
- [7]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8]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
- [9]东盟多边防务合作与灾害管理机制建设[D]. 戴瑾莹. 南京大学, 2020(06)
- [10]东盟“中心性”地位诉求评析[D]. 付琪琦.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