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阎连科在中国当代乡土作家中创作风格独具一格,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以来,一直笔耕不辍。评论者将他的作品分为四个系列,但他所描画的都是耙耧山区的一方水土,所塑造的也都是耙耧山区的一代代农民们。其一系列军旅小说中的军人,也都是“农民军人”形象,他们的精神气质与耙耧山区的农民们是一脉相承的。他对底层的苦难、对人在苦难之下绝望的挣扎、对人生命的意义的思考都带上了浓厚的形而上的意味。本文就阎连科小说的反抗荒诞叙事进行论述。笔者认为,阎连科在乡土写作的表层形式之下对人的荒诞存在进行细致的描绘,在此基础上他表达了反抗这种荒诞的意愿。在小说中,主人公们一生下来就面对着死亡、疾病等种种先天的苦难命运。他们要生存,必然要牺牲,要委曲求全,要放弃尊严;但他们的牺牲,委曲求全,放弃尊严的结果又必然无法实现生存的理想,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失败之后,是稍作休整,新一轮的反抗又将开始。如此反复,永不放弃。人生的意义也就在这一次次的苦难——反抗——挫折——休整——反抗的循环往复中显现出来了。人生的意义不在反抗的结果,而是在反抗的过程。为了达到荒诞叙事的效果,作者采用了反讽叙事策略,作品笼罩了浓厚的黑色幽默色彩和寓言化特征。阎连科在对荒诞——反抗的描述中,表达出来的那种生命的本体意义的揭示,对生命力的颂扬等,与加缪的反抗荒诞哲思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也正是这一点,使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反抗具有“封闭性”的特质。作品将耙耧山内外两个世界进行对立处理,在里面的世界设置为一个其乐融融、充满热情、隔绝封闭的乌托邦,而外面的世界则是一个物欲横流、冷漠陌生的世界。他的作品中主人公们的反抗是一种“封闭性”的反抗。人物发泄怨气的方式则始终指向自身,因为取消了一切对外的情感交流出口,亡灵和盲狗成为情感映象和精神寄托。作品以回归的姿态作为故事结尾,其实却是“回不去”了,那仅仅是“乌托邦”想像和“精神回乡”心理的隐讳表达。这种封闭性的反抗使他的荒诞叙事有别于现当代以来其他作家的荒诞叙事,带上了鲜明的阎氏风格。阎连科对荒诞存在的封闭性反抗有他的心理原因。一方面,是出于所有乡土作家的“回乡情结”,另一方面,是作者自身对乡土既爱又恨的矛盾情感。他看到乡土世界存在的落后一面,因而愤怒、不平,但精神回乡又使他始终在感情上离不开那片土地,甚至比一般作家更加珍爱耙耧山乡民。阎连科以他的大悲悯情怀关注着底层人民的命运,将个体的生命体验提升为形而上的哲理层面。他的小说中那种顽强地反抗荒诞的命运的精神呼应着上一世纪一位伟大斗士——鲁迅的反抗绝望精神。在当下小资情调弥漫的社会中,他的充满苦难的创作成为一个庞然大物,穿行在文坛丛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