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因素之一。在中国为尽快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发展目标和背景下,关注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作用,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就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围绕FDI是否存在跨境污染转移,发展中国家是否是“污染避难所”进行探讨,但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不同,使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从中国开放以来,就存在着FDI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只是中国对短缺资本的渴求,掩盖了其对生态环境的负影响。因此,需要以FDI适应中国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以及发展战略目标转变的要求为研究视角,全面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生态环境影响程度,争取最大限度降低FDI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提升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正面影响作用。同时,现阶段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国与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与环境相关的国家利益问题已越来越深化和扩大化,如何在国际环境关系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协调FDI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制度设计的空间。因此,要求不断审视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形成对FDI适应现实的系统性研究,不仅是本文的立意与研究视角,而且也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对FDI影响效应的研究。基于此,论文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分析,揭示FDI的生态环境效应,为探讨FDI与中国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解决跨境环境污染转移问题,促进中国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益参考。论文以对FDI生态环境效应的理论界定为基础,以探讨FDI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为核心,以FDI的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等方面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为主线,从理论、现实和实证等多层面解析和揭示FDI形成的生态环境效应,并提出FDI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设想。基本研究思路是：(1)厘清FDI产生生态环境效应的依据,为研究FDI生态环境效应问题提供理论基础。(2)探寻FDI产生生态环境效应的途径,以及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理性假定,为进行FDI生态环境效应的实证研究奠定分析基础。(3)进一步从现实性分析和实证分析层面检验FDI与生态环境的基本关系。(4)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强调把跨境环境污染问题置于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构想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通过一定的制度性协约,规范FDI投资行为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而促进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具体而言,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及观点是：1.从理论层面对FDI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梳理和解析,明晰了FDI生态环境负效应与正效应的依据。分析表明由于国家之间环境保护强度不同,所形成的环境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使环境标准制定相对宽松的国家,容易吸引污染产业的跨境转移,从而成为“污染避难所”,或“污染的天堂”。同时,在发达国家国内环境保护日益强化的形势下,污染密集型产业就是率先安排进行对外投资的边际产业。而“波特假说”则强调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有充足的理由和空间,提高自身的环境标准。本文指出如果完全靠内资发展经济也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则外资的生态环境正效应就有其发挥的潜力与空间。2.探讨FDI生态环境效应的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理论基础。在明确FDI主要通过其投资规模、结构及技术等方面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基础上,界定了FDI的生态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认为在环境保护技术和生产结构不变的情况下,FDI规模的增加将使污染排放量增加,其生态环境的规模效应为负；FDI流动变化产生的结构性变动可能引致正负效应,如果投资结构更清洁或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时,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并且在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提高上,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一般大于规模效应。另外,论文对FDI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多种关系形式的假设,为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分析基础。3.对FDI生态环境效应进行现实性分析。通过分析中国实际利用FDI的现实状况,从不同投资主体、投资区域布局等多角度论述了FDI通过其规模、结构等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揭示了不同时期下的FDI规模及结构效应及其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了不同投资主体如美、日、欧和港、澳、台经济体的FDI对中国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差异,得出港、澳、台经济体对中国生态环境影响大于美、日、欧；以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界定为基础,着重分析了FDI投资结构的环境效应,反映出FDI具有偏好投资中国工业部门及工业部门中的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特征。以中国东、中、西部的划分为前提,分析了分布于不同地区的FDI投资规模与结构对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体现了FDI主要集中于东部的现实,从而FDI的生态环境效应也体现东、中、西部这一梯度推移格局；同时,通过分析FDI对外贸易的生态环境效应,也反映了FDI的投资结构呈现由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向更高的产业结构转变的特征,从而以其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体现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4.FDI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经验分析。首先是对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一是从全国层面分别对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二是从区域层面分别对东、中、西部的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关系表明,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区域角度,FDI是影响生态环境的成因之一,但是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次是对FDI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检验。一是从全国层面分别对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验证,二是从区域层面分别对东、中、西部的FDI与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趋势关系进行验证。从FDI与生态环境趋势关系及其区域比较分析看,无论是从全国层面看还是从区域层面看,FDI与所分析的四个污染指标的趋势关系,几乎都具有“U型”特征。而且从各污染指标“U型”的转折点时间看,大都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相一致。近期的FDI与生态环境的变化关系还比较明显表现为FDI加剧了中国污染指标的上升趋势。5.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因素分析。依据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决定因素,对分析指标进行了选择。即分别选取外商直接投资额来反映FDI的规模效应；用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体现FDI的技术效应；用资本生产率表示生产方式；用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动；用污染物排放量与工业增加值之比反映环境保护程度、环保技术水平等。在分解反映FDI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及结构效应的前提下,运用指数体系因素分析法测定各影响因素对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粉尘排放量变动的影响方向与程度,以及引起的各污染指标增减变化量。6.构建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首先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以及解决跨国性环境问题的要求,作为引导FDI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现实背景。分析了环境问题国际化和环境问题的跨国性趋势,探讨了在此背景下中国提高环境保护程度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明晰了把构建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问题置于上述背景与现实下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FDI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的设想,一方面以完善国际性的跨国环境规制,作为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的基础,同时,强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跨境环境管理,形成和完善关于约束FDI投资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负影响效应的相关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以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作为促进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的条件。主要从建立与完善中国可持续发展制度、建立和推广清洁生产机制与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构建循环型经济社会运行体系、引导FDI发挥正效应的引资政策调整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基础性条件。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或拓展性研究表现为：通过对FDI与生态环境的因果和趋势关系的区域比较分析,得出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区域和行业上的差异,以及FDI与生态环境的曲线关系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特征的结论。在实证分析中建立了能够反映影响生态环境决定要素的指标体系。运用指数因素法分解了影响生态环境的各因素指标,并就各因素对生态环境污染指标的变动程度、变动方向及由此引起的变动量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FDI规模对中国工业污染变化的影响具有同向性、FDI技术效应对工业污染变化的影响具有逆向性特征的结论。同时,进行了包含5方面内容的FDI与生态环境关系协调机制框架的设想。论文的立意是强调今后中国在利用外资上的态度决不能表现为饥不择食,要未雨绸缪的考虑引资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问题,使引进和利用FDI与提高中国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相适应,使利用FDI的规模和结构,都要以解决生态环境要素的稀缺性为中心,以提高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体系为目标,让FDI真正成为中国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