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为“是一国(地区)的居民或实体(投资者或母公司)在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东道国)的企业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分享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从方向分类,国际直接投资分为外国对本国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FDI),即资本流入和本国对外国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即资本流出。国际直接投资正式形成于19世纪,主要是由完成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率先进行。二战后,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占国际投资总额比例从19世纪的少于10%上升至20世纪70年代的超过60%。该时期美国凭借两次世界大战的资本积累和其他国家战后重建需求迅速成为第一大直接投资资本输出国。近年,全球FDI表现出新特征:形式上,跨国并购明显上升;区域上,主要投向发展中和转型经济国家;产业上,以农业、低碳产业的增量为首;投资国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接受FDI的同时,也加大了O&FDI。这些变化都促进了世界FDI理论和实践的新探索。本文主要研究范围是美国近年对外直接投资,即美国近年O&FDI;考虑到产业划分标准在2003年更新,因此采用2003年以来美国数据样本,包括部分对2010年的未调整预先发布数据。针对时间序列样本较小情况,结合数量、趋势和逻辑分析法,从总量、结构角度对美国近年O&FDI特征进行动态比较研究,并力图探究其与国内经济指标的数据关系和逻辑本质。正文第一部分,回顾相关理论文献。马克思最早从生产关系角度将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归纳为对利润的跨境追求。此后,垄断优势理论(海默,1960)和内部化理论(卡森、拉格曼,1976)从利用要素、产品市场不完全性角度先后对O&FDI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确定了各自的决策框架。其中,垄断优势理论发展分化出寡头反应理论,针对O&FDI寡头市场竞争结构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邓宁(1977)提出较为综合的折衷理论,将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作为一国决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如何选择产业、区域的系统因素,并对不能同时满足三种优势情况下的选择顺序提出建议。80年代,邓宁将人均GNP引入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序列分析,形成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广泛应用于各国对本国FDI投资阶段的检验。相比以上微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1966)和边际产业理论(小岛清,1978)从比较优势与国际分工角度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总体利益的带动。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针对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优势培养与利用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得到发展,主要包括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以上理论均从不同角度涉及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域布局和对本国经济影响。较具针对性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采用数量模型分析: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域布局相关决定因素的结论变量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政治制度、要素禀赋、贸易协定、不确定性;O&FDI对本国经济影响分析主要集中在资本积累、贸易和就业三方面。但由于所选样本和研究方法各异,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总体看,针对美国近年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分析较少。在回顾相关理论和文献基础上,第二部分首先从现行成本和历史成本角度对美国1995-2009年O&FDI总量进行趋势分析:存量持续上升,但增速呈波动状态,2002年和2008年市值分别跌破现行成本和历史成本。2003年开始,增速与世界FDI总存量增速出现较大差异,所占比例降低。流量看,2003年开始绝对数量波动较剧烈,占世界流量比例在2005年骤降后稳步回升。同时,流量构成中收益再投资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年美国海外投资平均收益较高,从而减少了资本回流对本国资本的积累作用。在总量分析基础上,选取2003-2009年美国O&FDI产业、区域的货币与机构数量数据进行分析:产业方面,非银行控股公司和非存款类金融保险业存量所占比例较大,2003-2009年均提高3%;但从流量看,前者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一方面不断进行股权投资,另一方面保持高比例的收益再投资以获得持久控制权,而非储蓄类金融保险流量绝对值和相对比例在2004、2007年出现高点后均走低,收益再投资比例震幅较大,从90%到20%,可能处在股权整合为主阶段。信息产业存量比例在2005年上升2%后基本维持稳定,流量绝对值和相对比例整体上升,一直处于股权扩张和持续收益再投资并重时期。制造业总体存量比例至2009年下降了6%,其内部结构变动较大:交通设备呈大幅下降;初级原料制造缓慢下降;化工制造下降后小幅回升;电脑和电子产业存量在06、07两年达到最大比例后缓慢回落;而机械制造、电气设备制造和食品制造所占比例则一直呈上升趋势,机械制造变化最大,超过2%;制造业绝对流量呈深幅波动,相对比例在2008年前较快下降,此后缓慢上升;2004和2007年收益再投资比例降低,2008年后上升幅度较大,主要处在股权结构调整阶段。专业技能服务存量小幅上升,绝对流量与相对比例呈下降趋势,收益再投资比例保持50%-60%,与股权交易组合较稳定。开采业存量微幅上升,流量绝对值波段增长,以持续的收益再投资为主,伺机进行大额股权交易。储蓄机构FDI存量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但绝对流量与相对比例走势除2007年有所上升外,整体下降;利润中几乎没有进行再投资,说明该产业的直接投资可能处于大量股权处置和退出阶段。批发贸易业存量、流量绝对值和相对比例均呈下降趋势,至2009年的数据显示可能在该行业出现大规模股权处置。其他行业存量下降超过1%,流量绝对数和相对比例缓慢波动,趋势基本平稳;股权交易频率和比例相对较低。从海外机构数量看,非银行控股公司及其它产业占有数量和正向改变比例最高,且主要控股机构和所有关联公司增加数量基本—致,两个行业主要处在控制权深度与广度均衡开发阶段;专业技术服务和非储蓄金融保险占有数量和改变比例均为中低水平,主要控制海外机构增加数略大于所有关联公司,可能处在深度开发启动阶段;制造业和信息产业占有绝对数量悬殊,但主要控股机构增数均大幅大于所有关联公司增数,前者处于股权调整和集中阶段,后者处于股权扩张和集中阶段;开采业所占数量和改变比例很低,主要控制海外机构增数稍大于所有关联公司,这与开采业行业进入壁垒有关;而批发贸易业、储蓄机构处于股权处置甚至退出阶段的可能性较高。区域方面,发达国家存量和流量占有较大比例,生产力水平、市场结构和人口分布、政治制度的相似性是造成比例较高的主要因素,但近年存量增速和流量所占比例持续降低,且主要以收益再投资为主,股权交易频率降低。相对,拉美和亚太地区近年增速较快,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资本有限情况下的替代趋势,体现了要素和市场规模对近年美国O&FDI的吸引作用逐渐增强,并通过持续的收益再投资和股权交易进行广度和深度开发。从产业和区域交叉角度看,美国对存量增速前二十国主要布局信息产业、非银行控股公司以及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脑电子产品、食品和化工制造,体现了风险分散与技术、资本优势利用及占有市场规模的需求。从海外机构数量看,美国对欧洲市场的股权投资主要用于调整以使控制权进一步集中;亚太和拉美地区主要控股非银行机构增数多于所有海外机构增数比例高于欧洲,说明美国近年对二者直接投资主要以获得主要控制权为目标,以期能够通过占领市场和扩大基建类直接投资获得长期效益;能源战略布局下,美国对中东原有非主要控制关联机构大量追加股权投资以获得绝对控制权,同时参与新公司但数量较少;加拿大海外机构数量经历了小幅先增后减,1999与2008数量基本持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对加拿大的直接投资趋于稳定。这与区域的货币存量和流量分析结论一致。在对现状进行分析后,本文第三部分着重从GDP、贸易及就业三个方面采用趋势、逻辑和部分数量分析结合方法对美国2003-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得到结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期效应对GDP、贸易和就业有促进作用;其中贸易方面,与出口和出口物价相关性大于进口,母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扩张产业出口大于进口,前三大贸易伙伴中,对中国、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与贸易相关性更高;就业方面,近年对外直接投资重点产业的失业率在2003-2007年均明显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幅度、时长均大于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波幅。在此基础上,该部分试图对数据表现以外其他可能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关系的因素进行阐述。例如,随着资本全球化和实体、金融资本间流动性增强,剧烈冲击因素会破坏这种促进效果,其中就业的恢复与调整周期最长;美国资本与劳动力配比失衡和过度技术导向可能是造成内部经济抗风险能力降低的主要原因。本文最后部分,结合美国实践,分别从投资国和东道国角度就利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投资国应当注意的因地制宜、分散个体风险、平衡国内发展、金融风险阻隔以及促进东道国提高要素收入、增加资本积累、创造集聚优势、规避撤资风险分别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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