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王弼思想的主体无疑是“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但就其本体论的最终旨趣而言，却是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的。因此，对王弼有关的政治思想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其思想整体的理解。那么，王弼的政治思想究竟应该如何定义?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是如何来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王弼真正的政治理想为何?王弼的政治思想究竟是其本人的思想，抑还是其所诠释的文本中的思想?如果王弼有自己的政治思想，那么有哪些内容?这些问题显然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正是在前辈学者，如余敦康、王葆弦、王晓毅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从王弼无本论的内在结构出发，进一步揭示王弼“以无为用”之政治方略的本来面目，以期能加深对王弼思想的理解。本文除引言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魏晋的时代主题。从曹氏政权的三代统治者的政治实践及其结果来看，曹魏的名法之治流弊颇重，不能作为长久的治国之术，而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还应倡导儒家的德治政治。但问题是，如何将德治与名法之治统一起来?究竟应该以什么思想为基础来统一名法之治与德治?道家的思想无疑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无论是曹丕，还是曹叡都看到了道家无为之治的长处。而如何改造道家思想，让其成为为曹魏政权服务的政治方略，并以此来统一名法之治与德治，这就是摆在正始玄学家们面前的时代课题，这也正是以何晏、王弼为首的正始玄学家们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研究的是王弼的政治方略与其无本论的关系。王弼的“无”的五个方面的涵义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是“以无为本”，即贵无；一是“以无为用”，即本体之“无”在社会政治人生中的运用。其中“以无为用”就是本体之“无”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运用：一是用于解释事象，一是用于解释圣人境界。而这两个方面的运用的实质，都指向了同一个目的——建立一套服务于正始改制的政治方略。第三部分是王弼“以无为用”政治方略的具体内容。王弼“以无为用”的政治方略实质上是对曹魏政权所面临的两个问题的回应，即以何为治国之道以及如何建立理想的君臣关系。对此，王弼结合儒、法、道三家的思想，对黄老的无为思想做了改造，提出了他自己的“无为而治”和“以寡治众”说，并以此来解决魏晋的时代课题。具体来讲，王弼的“无为而治”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崇本息末、主静无为和名教出于自然。其实质是以道家的无为之治为基础，吸收了法家刑名之治以及儒家的德治，建立了玄学意义上的“无为而治”。而其“以寡治众”说既是理想的君主和“无为而治”方略的结合，亦是对理想的为君之道以及为臣之道的构想。具体地看，王弼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即君主的合理性、理想之君主和为臣之道。本文的结束语对王弼的政治方略作了评价及对其思想影响作了概述。在王弼的本体论思想中，内在的存在着作为本体的“无”的抽象义和生成义之间的矛盾，这一本体论的矛盾同样的体现在了他的政治方略中。在玄学的进一步发展演变过程中，竹林玄学和裴颁玄学分别地体现了王弼“无”本论内在矛盾的两个走向，而郭象的“独化”论可以说解决了“无”和“有”之间的矛盾，从逻辑上完成了客体本体论的建构。然而，就理想的政治方略而言，可以说整个魏晋时期都受到了王弼的“以无为用”的思想影响，只是在影响的层面和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而真正将以无为用、无为而治实施于现实政治的则是东晋的中兴之臣——王导。事实上，“以无为用”、“无为而治”在东晋王导、谢安等人的运用下都取得了较好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