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悲秋辞赋的创作在中国古代是绵延不绝的，对于士人群体表现自身命运的无限感慨和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宋玉是悲秋辞赋创作的先驱。他处在社会剧变、战乱频仍的战国时期，以其《九辩》典型地表现了末世背景下中下层文人命运不能自主的感伤，而且因其赋体特征的草创、秋景的淋漓刻画与丰富的象征意蕴为后人树立了体式与内涵方面永远追慕的典范。此后，汉武帝作《秋风辞》，表现出人生难得完满的怅恨；潘岳作《秋兴赋》，暗含着进退失据的彷徨；梁元帝作秋赋多篇，暴露了处心积虑于权位的他精神境界中脆弱浮薄的一面。这是在唐以前。由于知识分子立身报国的途径一直未得到社会制度的有效保障，作为其精神纲领的儒学尽管久已被奉上社会政治体制的祭坛，仍然难以成为其精神领地的真正归属，而外来的佛、土产的道也无法占据士人精神境界的主导地位。中国文人压根儿来不及形成有足够踏实、圆通思想底蕴的自我，创作中也就难得见到赋家个性的张扬。从唐代起，士人的处境、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卢照邻的《秋霖赋》，充分表达了处圣明之世对事功的热望；刘禹锡作《秋声赋》，虽然时世艰危，仍不泯唐室复兴的理想。北宋诸作者，更是意气洋洋，风骨凛然，显示出“与皇家共治天下”的文人士大夫高远的抱负与正直的操守。有此底蕴，他们才能融合三教，气定神闲，从容品味人生浮沉虚实的况味。至元，北方民族的气质、民族冲突的洗礼、儒学致用的反思，将文人创作的主体意识与豪迈气魄推向极致。悲秋一绪，渐为困境之中仍激昂慷慨的精神、师法自然以养我正气的追求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