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社会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还主要停留在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与认知阶段,自1977年世界气候大会起逐渐上升到构建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层面上。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在全球气候领域签订的最重要的国际公约,该公约体系采用的是“公约+议定书+附件”的模式,其中最重要的议定书当属《京都议定书》,可以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构成了气候变化国际法的核心。这些条约既是国际气候合作的制度平台,也是国际气候合作的成果,气候条约的缔结过程就是各国进行国际气候合作的过程。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在决策中都面临着如何协调短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都希望“免费搭车”（free riding）或将负担转嫁到其他国家,因此,国际气候制度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激励机制,以鼓励和加强全球范围的国际环境合作。正是由于在国际气候合作中面临着诸多的制度难题与困境,因此本文力图在吸取和整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制度中相关的研究视角,比较系统的对国际气候制度中的国际环境合作进行研究。本文首先从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入手,揭示出全球气候变化产生的制度根源。地球大气层是典型的自然的全球公共物品,它的外部性特征必然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产生,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是典型的人造的全球公共物品,它的搭便车特征是使关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谈判陷于困境的原因之一。其次,具体介绍国际气候制度构架形成与演化的具体发展过程,从整体上分析国际气候制度形成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并对影响国际气候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然后,针对国际气候谈判的格局,重点分析主要利益集团的立场和政策,总结了国际气候谈判格局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并应用博弈论的思路对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阵营之间、发达国家阵营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和矛盾日益突出,甚至难以调和。只有建立有效的和不断完善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合作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最后,将分析视角聚焦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归纳总结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重点分析中国在承诺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机遇和潜力,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促进国际气候合作的角度,在深刻解析国际气候谈判的利益格局的前提下,为我国参加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合作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