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长期以来,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传统之上的金融学研究,受到了愈来愈多的来自金融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尤其是行为金融学的产生,将有限理性引入了金融学研究,从而对标准金融学研究的范式提出了挑战。如何解释金融投资实领域中的诸多现象、如何解释标准金融学理论对现实金融实践解释不足的问题,成为金融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步伐的加快,全球一体化、金融全球化浪潮正席卷而来,面对全球金融业的不断冲击,中国金融如何应对、如何在强制变迁中强力拉升中国金融运行机制的效率,提升其整体形象,树立金融公平以及强化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尤其是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制度性变迁,“经济转型”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根本特征,在从一元向多元、从单一向复合、从计划向市场、从权威向民主变迁的过程中,中国金融同样遇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制度与秩序的冲突,法制与秩序的冲突,换言之,随着金融立法的不断完善,无论是纯技术性的法律法规,还是带有系统性的关于金融的制度性建设都不同程度的呈现出“有制度、无秩序”的状况,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局面,或者说这种制度与秩序的偏离或错位是源于何种因素?是金融技术性问题还是金融文化问题,是金融实体规律的复杂还是金融从业人员的金融意识不够,这不得不让金融理论研究者们认真思考。于是,抛开传统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转变传统金融理论研究的理性人假设,引入经济人非理性的假设,引入个体异质性的假设,成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根基。事实上,我们只有不断的对原有金融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假设进行修正,也才能更深入更客观地反映当代生动的金融实践。论文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就人类思维中的理性、非理性因素进行了探讨,并就人类大脑中理性与非理性在决策中的功能作用进行较为充分的对比、探讨。通过研究,论文认为:人类决策不能简单地认为追逐利益最大化是其根本动力和出发点,也不能简单地将经济理性思维就等同于有意识的思维,也不能简单地将目标与手段的内在一致性等同于理性思维。事实上,人类决策时包含了许多复杂的思维形态和方式,一个决策,貌似理性,不排除它包含了非理性的思维过程。同样,非理性的决策也不排除它有理性思维的成分。因此,判断一个决策的关键是区分这种决策中理性与非理性的思维成分各占多大比例;同时,通过研究发现,人类决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思维结果也绝不是传统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简单,片面,即理性思维就必然是利润最大化的假设结果,非理性思维就一定导致非理性的结果。事实上,金融投资实践已经证明,理性思维结果并不一定导致利润最大化,否则金融证券市场上不少投资者都将成为巨额财富的拥有者,然而,情况却恰恰相反,投入巨大理性思维的金融投资者们并没有因此不断地拥有财富,反而不少人是亏损。这就说明传统经济假设中的理性思维与利益最大化结果的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不成立。问题何在?论文认为:传统经济学、金融学研究中对理性的认识存在重要偏差。传统金融学中的理性,其实变成了工具理性,即目的与结果的内在一致性就是理性,在传统金融学理论的眼中,诸如冲动、情绪、偏好、信仰等等计算和权衡的心理行为统统视为非理性。显然,对于理性认知的偏差是导致传统金融理论无法真实、准确、有力地阐释现实金融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的真正原因。对于非理性认知的不足,导致传统金融学、经济学理论将非理性排除在金融学研究的范畴,事实上,人类大脑的意识,不单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同时也是非理性思维的结果,甚至是无意识思维的结果,个体行动的产生与意识密不可分,而意识却包含了无意识、前意识等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些非理性思维方式的存在,并将非理性的东西内化为个体意识的理性,从而推动了个体的思维决策。认知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心理的研究成果表明,个体决策中的非理性成分通过人体心智结构的整合功能将各种复杂的理性、非理性思维进行整合,从而推动行动的产生。由此可见,意识对于个体决策的复杂构成,很难用理性、非理性进行简单地划分,然而传统金融学、经济学理论简单地、片面地进行理性假设,于是,对于意识构成复杂性,意识构成中的非理性成分与理性成分相互转化,意识简单地等同于理性思维,成为传统金融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论文力图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经济学理论中局限的批判,提出意识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金融意识地树立对于应对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中“制度与秩序”的冲突甚至“背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制度与秩序”的背离和冲突,论文还从另外的角度即心智构成及其成本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面对有制度却无秩序的金融现状,如何寻找其根本原因并寻求解决的路径和办法?心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论文认为:对于个体心智结构的多样性、复杂性,它不可能是传统经济学假设的那样都具有同质性,是“铁板一块”。传统金融学假设中的个体同质显然无法解释当今复杂的金融异象。心智的差异,个体在决策时的心智资源的投入以及所投入心智资源如何分配,都是个体金融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作为日常金融运行与管理的金融从业者,还是金融投资领域中运用心智资源的金融投资者,都无法脱离金融决策时对心智投入的考量。尽管这种考虑有可能是决策者自身没有注意到。但这种考虑却是客观存在,否则就不会有在金融证券投资领域中的从众现象、惯常性思维。为什么?从心理角度上讲,人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为,是因为这样的决策有可能带来的失望的情绪较少。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决策对于投资者而言,可能投入的心智成本较少。这是金融参与主体或者说这是人类的一个共同追求的目标,即总是力图用最小的投入或最简单的方法去解决面对的问题。人类对科学的探索和追求,不也正是这样的目标,即简单、省力。心智结构与成本成了人类经济和任何决策的重要前提。然而,传统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却因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倾向而将其排斥在外。这不得不说是当代金融学或经济学研究的缺失和遗憾。怎么办?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论文对心智与秩序的关系进行探讨。论文认为:由于心智结构的复杂构成尤其是借助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研究成果,即意识——无意识结构和认知科学中的认识系统构成的心理学阐释,力图说明心智决策中影响决策的因素、构成及其机理,力图寻找克服心智成本最小化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要使心智决策成本最小化,则须通过心智决策时对影响决策的内外因素进行整理。内部因素诸如生理机能、技能、意识以及社会化过程,外部因素则包括心智决策时的外部程序、文化及生态环境的构成。秩序无疑是影响心智决策中的外部及系统内部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对于秩序的研究,传统金融学、经济学研究仅仅集中于经济和金融的技术性层面,即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技术规范、法制规范、交易规范,而对于秩序形成的自发性因素构成却研究不够。秩序在传统金融学研究中似乎只是一种外在制度的建构。这正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人类的制度及文化之所以能够建立,就在于人类自身存在着对实体认知的局限以及实体自身的不确定,信息的收集、整理以及交易者存在成本,也正是成本的存在才迫使交易者们为减少成本而建立企业、组织,以期获得边际利润大于边际投入的目的。同时,由于人类自身心智构成的复杂性,构成金融正常运行的一系列软性制度,诸如习俗、惯例、信仰等都成为影响个体金融决策的重要方面。因此,不少新制度经济学者们开始运用心智投入来研究影响心智决策成本的系列原因。于是对于信任的研究、对于金融伦理的研究、对于金融文化的研究以及金融秩序的研究成为进一步推动金融学理论研究深化的方向和趋势。秩序,作为金融体制建构的目标,它的组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金融系统的成熟。无论这种秩序的形成是源于建构理性还是人类金融试错的积淀,一旦秩序形成,将在相当时间段内反过来影响金融运行,即影响金融主体的决策,尤其是良好的金融秩序将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决策者在决策中的系统性风险,而将决策资源、心智资源投入到影响决策的技术性层面,从而使金融主体的决策减少了来自非技术性噪声的干扰;同时也使金融主体的决策更趋快乐、简便。事实上,任何个体决策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此。论文研究的目的和突破:1、力图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经济学理论中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探讨金融意识对于金融及经济决策的重要性,探讨克服有限理性的重要路径就在于树立金融意识。2、论文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经济学理论假设中忽略心智成本,即思维成本的批判,探讨金融决策和金融行为中普遍而广泛存在的心智成本对于人类金融管理及金融投资的重要意义,探讨金融从业主体及金融参与者在金融活动中减少心智投入,减少心智成本的过程中能保证最大化利益;同时,也运用心智结构理论说明了心智投入与结果最大化并非正相关关系,而是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的原因。3、意识指导人的行为,而秩序的建立是意识的结果。良好而高效的金融秩序的建立有赖于良好的金融意识的建立。事实上,我国金融意识的缺乏,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就在于人们进行金融决策和金融秩序建构时的心智投入不够,而心智投入却与有限理性是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换言之,正是人类的有限理性,导致人类进行决策时存在着思维成本即精力投入,而精力投入的最小化是人类决策的终极目标,但要如何实现和达到,则需要通过金融意识的树立,良好金融秩序的建立从而形成一种高效、合理的制度化建构后,方能实现。而为此目标的实现,则正是我们需要引入心智成本的重要原因。唯有这种制度和建构,人类在参与金融决策和运行时的心智投入才会从根本上减少,并实现收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