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政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党变革史。任何政党的变革都是由客观环境变化和主观变革意识觉醒两个要素共同促成的。从资源科学的角度看,政党变革的过程是政党对能够为其实现政治目标提供有效支持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要素进行不间断地开发利用的过程,而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要素的总和就构成了政党的执政资源。政党组织的基本目标是掌握政权,其所拥有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对资源利用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党的执政能力。面对剧烈变化的时代,政党如何做到最有效地开发利用执政资源,以此赢得长期执政?这是本项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是关于政党执政资源问题的初步研究。政党执政资源问题研究包含在政党执政理论研究之中,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政党执政规律、提升政党执政能力、服务于政党的执政实践。本研究借鉴资源科学、组织学和政治学的分析视角,运用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和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政党执政资源问题做了综合性的研究。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之后的三章内容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政党执政资源的基本理论及开发利用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第四章内容中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开发利用展开个案研究,最后一部分是结束语。全文着力论证和阐述了如下重要观点:1、政党执政资源是指能够为政党实现政治目标提供有效支持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要素的总和。换言之,政党政治过程中政党可以利用的各种要素,即政党执政资源。政党执政资源的主体是政党组织,获取执政合法性是政党对执政资源开发利用的终极目的,之于执政党,能否善于开发利用执政资源,直接关系到其执政基础是否坚实,执政地位是否稳固,执政目标能否实现。2、政党本身的组织资源、历史资源以及意识形态资源,是政党执政资源的主体部分,其在政党执政资源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拥有执政地位的标识是政党对国家权力资源的掌控。权力资源作为政党价值实现的媒介,在政党执政资源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政党执政资源中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是以公民社会为载体的,其在政党执政资源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它既是政党自身资源和国家权力资源生成的土壤,也是政党组织资源和国家权力资源作用的对象。政党执政资源各内容重要并稀缺,攸关政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攸关政党政治的兴衰与成败,攸关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命运。3、政党执政资源的开发使用,一方面是政党主体能量的释放,即政党自身的组织资源、意识形态资源以及历史资源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另一方面则是政党自身之外的各种资源,如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制度资源、社会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的充分开发、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政党开发利用各种资源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政党自身运转和政党执政的需要,其价值意义在于通过各种加工型资源的制度化培育和开发进而产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合法性资源既是政党的手段性资源也是政党的目标性资源。它作为一种存量资源,是政党执政资源体系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其存储的规模以及再生产的能力对政党执政至关重要。4、政党执政资源是一个由不同要素按规律组成的整体,具有系统性。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将政党执政资源分为不同的类型。从资源发挥的作用角度看,可将其分为基础性资源、运行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从资源“开发链”角度看,可将其分为加工型资源、工具型资源及其资源产品;从资源再生限制角度看,可将其分为存量资源和流量资源;从资源存在形态的角度看,可将其分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等。在政党执政资源系统中,各种资源的重要性以及珍贵程度是不同的;而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关键资源或核心资源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会发生改变。政党执政资源是一个集政治性与科学性于一体的大概念。有效性和稀缺性的统一、绝对无限性和相对有限性的统一、阶级性和公共性的统一、多宜性与可塑性的统一、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统一,是其主要特征。5、政党的制度化程度与政党执政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成正相关。政党制度作为政党执政资源中的加工型资源,既是政党自身制度化水平的基本标识,也是政党开发利用资源的重要工具。政党自身的制度化水平直接关系到政党执政资源输入、加工与输出的制度化程度,从而决定着政党执政资源整个系统的运行科学化水平。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能够借助于制度本身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效地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而为政党执政资源开发节省成本,减少交易费用。政党制度建设对于政党执政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6、政党组织作为一种典型的组织类别,它的发展变化是其与存在环境互动的结果。而这一互动过程恰恰是通过不同资源的相互转换而实现的。政党自身的变革,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也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都是政党适应客观而又改造客观的结果,是一种复杂的不同资源间的交换互动过程。从根本上来讲,政党自身的任何变革,首先是基于客观的迫切需求;而政党组织的目标、功能以及活动方式的不断调整,恰恰开启了政党环境塑造的过程。政党与环境的这种交互变量之关系,形成了政党为“生存”而适应环境——环境变化引起政党自身变革——政党自身变革带来环境进一步优化这样一个完整的政治生态链条。对于政党执政资源系统而言,每一项环境变化就是政党自身变革的一次启动;而每一项新的政党执政资源产品的产出也都引导着客观环境朝着更加有利于政党的方向发展。期间,政党自身的变革同政党执政资源的建设是重合的,政党对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其获得执政地位或保持执政权力是同步的。7、对国家权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切政党的目标指向和始终追求,但在执政条件下对权力资源的开发客观上有一个“度”的问题。权力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越权”使用,不仅会挤压其他资源的生存空间,还会造成权力本身因为垄断而失去生机活力;不仅会造成权力主体因权力的不断扩张而不堪重负,还会造成其他资源主体因生态恶化而丧失应有权利意识。由以国家权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主向以公众权利资源开发保护为主的转变,是实现政党执政资源开发利用现代化的必由之路。8、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政党,对具体政党执政资源的依赖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既取决于政党的性质与政党的经历,还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结构和运行模式。中国共产党在获取执政地位的起点与形式、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与重点,以及执政过程中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与其他国家政党相比都有很大的不同。它所拥有的执政资源以及其在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方式和重点上有其特殊性。“建党在先”、“以党建国”的政党政治生成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开发利用政党执政资源时具有了丰厚的历史基础及充分的合法性缘由:“党国同构、党政同构”的政治结构模式,使得中国共产党对权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内在的理论支撑和实现机制;庞大并牢固的组织网络,使得中国共产党既可以有效地整合政党组织资源,又可以独揽政党执政之权;“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资源在政党执政资源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发挥“统御”各方的作用;“权力本位”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中国共产党对权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更需要“慎重”而行;经济资源在执政初期相对短缺的基本情况,使得中国共产党将经济资源的开发及其绩效看成是贏得执政合法性的第一要义;而中国共产党拥有的大储量的组织资源以及成熟的组织资源开发利用经验,更为其他国家政党所望洋兴叹。这些情况,既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开发利用执政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对其驾驭如此的执政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使其实现执政资源开发利用科学化、生态化这一目标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9、不同时代、不同制度以及不同文化背景,既会形成不同的政党执政资源,也会聚焦对政党执政资源关注的重点;而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既会造成某些政党执政资源的“不合时宜”,还会促使新的政党执政资源的生成发展。同时,政党执政资源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对其观察思考的理论与开发利用的工具也会不同。对此,能否从规律层面加以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既与政党建设能力有关,还与政党管理能力有关,更与政党执政能力有关。总之,政党执政资源建设问题,从微观到宏观、从当前到长远、从战略到策略,多层次、全方位地构了成对政党综合能力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