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领导干部选拔决定“贤才良将”的选任,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此历来高度重视,始终将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十五大以来,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干部选拔工作有了明确的法治化方向。一系列涉及选拔标准和选拔程序的政策规范相继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选拔工作有“法”可依的问题。然而,河北“王亚丽案”等类似事件的出现,凸显了当前领导干部选拔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根源,皆与选拔的法治化缺失有关。鉴于此,作为一名组工干部,笔者根据多年的工作实践,提出了完善当前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的意见建议。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纵向的历史考察法和横向的国别比较法,系统地介绍了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的必然要求与基本内容,注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客观分析了选拔工作法治化的现实阻力,提出了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的实现路径。除引言与结语外,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约26000字。第一部分是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概述。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干部概念的由来、界定、分类以及干部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解析了领导干部选拔的涵义与定位,阐释了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的现实价值与基本内容。第二部分是中外选拔实践对我国当今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的启示。在国外的选拔实践中,有针对性地介绍了前苏联的领导干部选拔和英美领导者的选拔,并对两种选拔模式进行了客观评判。在我国选拔制度的探索与回顾中,主要介绍了封建社会的官吏选拔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的历史沿革。通过对国内外选拔实践和选拔制度的解读分析,得出了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的有益启示。第三部分是我国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受历史传统、现行体制以及人的素质等多种因素制约,我国领导干部选拔的法治化进程存在着现实阻力。在封建官僚文化和前苏联干部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领导干部选拔的民主法治元素相对欠缺；误读的党管干部原则、实践中被扭曲的民主集中制、被弱化的选拔程序以及不到位的监督对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进程产生了不小的制约；此外,民众整体素质偏低以及人性的复杂也对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的实践有着现实的影响。第四部分是我国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的实现路径。针对当前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的困境,笔者从文化观念、现行体制等多个环节入手,提出完善我国领导干部选拔法治化的具体措施。期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法治化改造,逐步树立法治的思维；通过对选拔政策与法律的协调对接,逐渐将领导干部选拔的“政策主导”转变为“法律主导”；通过建立完备的领导干部选拔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党在领导干部选拔中的法律地位,提高选拔标准与选拔程序的可操作性,并以强有力的审查监督确保选拔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