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及对策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张墨竹[1]（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文中认为国际化经营是世界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资银行转型发展的必要环节。对于银行国际化发展来说,无论是海外业务改革、国际并购或重组,都需要通过海外布局作为载体得以实施,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加强区域布局是国际化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也是成就一流跨国银行的基本路径。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海外布局大幅推动了自身的国际化进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使得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国际化发展进入瓶颈期,前期的业务优势、区位优势不复存在,甚至部分老牌跨国银行选择退出次要区域市场以保存竞争实力。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无疑是一个抢占国际市场的机遇窗口。世界银行业的彼消此涨,使中资银行不得不思考,在经历了国际化初期的快速发展后,今天要如何进一步深化海外市场布局、强化业务管理,实现由“走出去”到“沉下去”、由“做大”到“做强”的转变?中资银行正处于谋求战略发展和国际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然而,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疫情影响持续,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坚挺的经济金融市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RECP自由贸易区等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逆势表现,仍为中资银行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我国主张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更是为中资银行国际化开辟了崭新路径。于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也变得愈发关注和重视。梳理众多关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我们发现,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务虚探索多于务实研判,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一是银行国际化问题的主流研究重点仍集中在如何提高银行国际化竞争力、银行国际化发展影响因子分析等课题上,而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区位选择布局及环境背景研究;二是对于中资银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资金融通的中坚力量,关注两者之间勾稽推动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三是少有研究者会从“一带一路”沿线整体角度切入,对区位选择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探索建立系统数据模型,提供可量化的对策建议。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对于中资银行来说,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平台,抢占银行国际化发展机遇,区位选择布局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整体情况的广泛整理,是对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路径的深入挖掘,更是对两者间关联匹配度的创新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以下简称“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选取“一带一路”倡议沿线69个国家2015年至2019年政治、经济、金融、贸易、营商数据作为样本,借助SVM支持向量机模型（以下简称“SVM模型”）进行分类评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适合中资银行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结合银行国际化动因涉及的指标与实证结果进行差异化对标对比,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面对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目标国家进行国际化布局时,中资银行可以借助研究结果,结合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做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选择,降低区位选择布局成本。同时,研究结论也能为不同性质、或处于不同国际化发展阶段的中资银行,提供可量化的区位选择建议,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整体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1章,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与不足。第2章,梳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理论研究脉络,说明相关理论基本概念,形成文献综述,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同时,为进一步探究理论运作机理,引入国内外大型银行国际化优秀案例,提炼可供借鉴的国际化区位选择经验。第3章,对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区位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中资银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现状,判断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优势和劣势。第4章,介绍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的构建思路和方法,数据库的建立和指标选取等,并进一步阐释SVM模型原理和指标内涵。第5章,运用SV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SVM模型实验结果,回归银行国际化动因理论,结合差异化指标给出有针对性的判断建议。第6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主要结论和下一步建议。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为: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脉络吻合,两者发展相互助推;SVM模型实验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且结果显示实验样本集中有47个国家适合中资银行开办分支机构或进一步发展国际化业务。其次,从实证结果分析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盟、中欧、东欧三个区域最适合中资银行开拓发展。第三,结合实证分析结论,中资银行可以综合考虑税收法律、文化维度、环境绩效等附加因素,进一步优化区位选择结果。最后,SVM模型可实现进一步延展,待“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数据进一步完善,发展更为成熟时,可在现有模型基础上直接增加指标参数,实现模型结果的实时测度,及时帮助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国际化区位最优选择。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位优势,中资银行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安排:（1）统筹规划国际化区位选择布局战略;（2）做好自身区位选择布局阶段化安排,实现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网格化辐射;（3）强化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化合作意识,加强公司治理,提升服务管理效率;（4）进一步践行可持续发展责任,以服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经济健康发展。
韩美琳[2]（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关昕[3]（2021）在《我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亚国家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内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国际合作,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科技国际合作全面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战略选择。“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的持续增加,国内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但国内耕地质量的下降和人均耕地资源的匮乏对粮食生产的制约日益凸显,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依然存在隐患。在此背景下,应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过去十年中,我国涉农对外投资取得显着成就,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涉农企业是我国农业“走出去”的主力军和对外投资的主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动农业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但仍面临着对外投资总体规模小,自身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等阻碍。中亚国家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我国西北部毗邻,农业资源禀赋,有明显的农业生产优势。为此,借助中亚五国农业禀赋优势,充分发挥我国投资优势,推动双方经济协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做到共商共建共享,是现阶段我国农业企业面临的现实需要。本文选取东道国影响因素这一角度,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利用SWOT矩阵分析我国农业对外投资的优势、劣势、机遇以及挑战,选取了2003-2017年的中国及中亚五国对外投资相关宏观数据,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选择了西北地区与中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对外投资企业作为案例,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其投资活动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除了市场等宏观因素以外,东道国吸收外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禀赋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最显着。除此以外,企业投资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投资动机之一,而东道国的资源优势及两国政策的大力支持为企业投资创建了良好的投资条件。尽管如此,资金问题仍是企业投资面临的最大阻碍。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建议,对政府而言,促进国内涉农企业对外投资健康发展应该着力完善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建立对外投资绿色通道,支持政策向农业对外投资主体倾斜,同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企业要实现从“走出去”到“走得长远”应该加强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合理制定对外投资策略,培育对外投资联合体。
王天尧[4]（2021）在《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作为东北亚区域内的发达国家,与我国经济互补性强,产业合作潜力大。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经贸关系虽然有所起伏,但近几年呈现出逐渐回暖的态势,在中美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日两国经贸投资合作的必要性愈发凸显,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促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中日两国合作面临全新向好形势之时,我国需要重新审视、规划并调整未来与日方的投资合作。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现有大多数文献都是从国际关系视角阐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产业结构、投资趋势等。本文以21世纪为时间切入点,分别从中日两个角度来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及其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的经济效应,最后总结出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本论文重点研究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与影响。首先概括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与特点,分别将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六个理论进行阐述,为之后的章节做理论基础。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划分为四个阶段,集中分析了各个阶段日本对华投资发展过程。其次分析了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背景与影响因素,投资的背景从世界、日本、中国三个角度展开分析,投资的影响因素分别从中日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再次,重点分析了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以21世纪为时间点,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来看是波动变化并且经历了四次高潮。从中国利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外商总投资的比重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比重来看,投资将进一步趋向谨慎。然后分别从投资行业结构、投资区域、投资方式和目的等方面分析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最后,通过实证结果分析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GDP增长率的影响为正,对中日两国的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中日贸易有着促进效应。然后总结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企业战略、技术转移、生产经营、投资环境等面临的问题,并对中国促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提出对策和建议。
张琳珊[5]（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也愈加紧密,而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一直保持着十分支持的态度和政策,提出了“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经济战略。根据国家统计局等权威部门发布的《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里面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存量位列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逐渐扩大,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跨国企业提供理论借鉴,保障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先,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整理总结,为下面的影响因素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指标;再次,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得出,对于一级指标来说,政治因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对二级指标来说,投资国政治制度最为重要;最后,本文结合计算结果及结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宁杰[6]（2020）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文中提出中美贸易摩擦带来了全球范围内产业链的转移,导致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和重构。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原材料,处于供应链中最上游,也是我国在重构全球供应链时必须着重考虑的一环。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供需缺口长期存在,需要从外部进口。对外直接投资和通过国际贸易获取矿产资源相比,在增强一国长期能源和资源的安全性上更加可靠。我国的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出现了大幅的下降。目前处于结构转型期的我国经济,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开始出现结构变化,给我国矿业对外投资带来了相应的转型要求。了解当前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状态和模式,对我国矿业对外投资转型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投资模式的选择是决定投资成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比中国矿业对外进行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数据,分析了两种模式各自的优劣,发现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中使用的主要模式是绿地投资模式,进而对各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和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影响投资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投资效率是制定我国的全球矿产资源战略布局和投资策略的重要参考。通过对我国矿业全球投资效率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水平对中国矿业对外投资有正相关关系,而劳动力成本和制度距离有负相关关系。从总体上看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效率相对于前沿水平的偏差为-36.3%,表现为投资不足的状态。而分区域来看,我国对大洋洲出现投资过度,对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则出现投资不足。在对104个国家和地区研究发现,我国在17个国家投资过度,而在剩下的87个国家投资不足。对特定区域研究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不足,对战略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研究发现,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水平也呈现不足的状态。针对于目前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的投资不足和分布不均的情况,本文建议应合理选择投资模式,充分利用矿业资本市场对全球资源进行布局,同时也应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构建矿产资源供给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
程颖慧[7]（2020）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与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迅速发展,对外投资额由2013年的126.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01.7亿美元,投资存量更是超过1500亿美元。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已占同期对外直接总投资的12.7%。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取得的收获,为各国经济增长开辟了更多空间,为加强国际合作打造了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新的贡献。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时会面临来自东道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存在的投资风险,这些风险会导致企业投资福利的损失。中国与更多国家通过“一带一路”携手共进,共谋发展,着力化解全球风险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背景,探讨规避投资风险和提升投资效率的路径,是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生存、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各国长期交流与合作推进的参考依据。文章重点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指标体系。借鉴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指标体系,增加了社会稳定、执政能力和对华关系等定性评估指标,将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形成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指标体系。二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评价,主要从指标和国别两个角度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在分指标评价中,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执政水平、经济条件、负债能力、社会稳定和双边关系的单项风险指标评估得分及综合风险得分,并按风险得分对国家进行排名。在分国别评价中,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综合评价值,具体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的投资风险表现。三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效率评价。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以探析各影响因素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而减弱投资非效率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干扰。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值,从国别、时间、区域等不同角度进行投资效率比较,分析具体的投资效率特征。文章研究的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表现出来的投资风险偏高,在选取的35个样本国家中,高风险国家约占三分之二。“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在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对华关系五个风险评价方面的表现也不均衡。中东欧国家金融体系相对完备,投资安全程度整体较高,但由于其与中国距离较远,导致对华关系得分较低;中亚五国虽然社会风险较小,但由于其落后的经济条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整体投资风险仍然较高。在描述和刻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诸多因素中,政府执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程度三方面因素相关性较强,共同形成政治经济社会综合因素,其对一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影响最大,已成为投资风险中最重要的因素。（2）实证分析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水平和投资效率损失的影响。在所选的相关经济变量中除GDP和通货膨胀率对投资效率影响不显着外,其余变量都对投资效率影响呈显着性特征。其中经济自由度变量影响最大,这表明东道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中国企业对其投资面临的风险就越小,投资效率越容易提升。在选择的投资非效率变量中,对我国投资效率损失影响最为显着的是获得信贷难度指标与抑制腐败指标,该结论得到众多学者观点的支持。（3）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水平整体偏低。但由于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成反比关系,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还是很大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从国别、时间、区域等不同角度对投资效率值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效率水平会随时间推进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在国别分布上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收敛态势;在区域分布上呈现亚洲区域的投资效率较高,中东欧区域的投资效率偏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文章研究的创新之处:（1）目前研究中国对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居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研究关注度不高。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构成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在投资风险评价体系的指标设定上,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类别、地理区域差异,分别分析投资风险特征,构建的指标体系不仅包括汇率波动、政府负债等情况,还包含经济自由度、政府治理质量、政治稳定性、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衡量。同时为体现东道国国家环境的“中国因素”,考虑到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将东道国对华关系也纳入投资风险指标体系中。（2）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测度模型,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内外权威机构的公开数据信息,如世界银行、全球经济、联合国、中国海关的官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及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层次评价法,从指标和国别两个角度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全面量化评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结果客观公正。（3）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实证分析的变量选取上,本文将宏观政治因素与微观营商因素都纳入实证分析的框架中。这些风险产生的交叉影响,无疑会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干扰作用,成为跨国企业“走出去”的巨大障碍。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指标,探析各影响因素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而减弱投资非效率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干扰,为“一带一路”建设效益和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
才凌惠[8]（2019）在《中国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研究 ——基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各国贸易、投资往来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中国国民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对外经济处于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伴随中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以及东道国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改善和提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合作逐渐加深。目前,我国正在探索与国外市场建立全新的合作模式,随着一系列专项建设和领域合作的扩大开展,不仅释放出了中国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形成的优势,也为国内电子信息技术、能源环保、海洋工程、文化教育等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与此同时,还可以增加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规模。然而,在世界经济复苏基本面总体良好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上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全球贸易、投资摩擦升级,这既抑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持续稳步增长,也给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市场新形势,中国应该结合自身产能优势,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较低与潜力较大的国家扩大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基于东道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条件选择合理精准的出口贸易和投资区位。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对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基础设施质量、关税水平、自由贸易协定、通关程序负担等因素对潜力的影响,少有学者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角度对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潜力进行分析。在贸易投资一体化逐渐加深的背景下,基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视角进行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贸易投资便利化视角,研究中国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具体而言,主要沿着以下思路展开:（1）分析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首先从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关系理论和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的内涵重合两方面对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的机理进行分析;然后再分别研究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潜力的作用机理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作用机理。（2）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分析。首先分析国际组织对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体系的研究成果;然后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贸易投资便利化体系;最后对各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及一级指标进行分析。（3）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中国出口贸易潜力的实证分析。通过随机前沿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投资便利化对出口贸易效率损失的影响,并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效率及潜力进行预测;再基于贸易投资便利化视角分析中国出口贸易潜力,并分别从总样本和分样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分析。（4）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实证分析。通过随机前沿投资引力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投资便利化对直接投资效率损失的影响,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效率及潜力进行预测;再基于贸易投资便利化视角分析中国直接投资潜力,并分别从总样本和分样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在2007-2016年间整体呈上升的趋势,但大部分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状态,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仍有待提升。除此之外,基础设施质量、市场准入、科学与技术水平指标在2007-2016年间均处于上升的状态,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指标均处于下降的趋势。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中,制度环境的权重最大,其次是科学与技术环境、营商环境、基础设施质量、海关环境和政治环境,而市场准入的权重最小。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在2007-2016年间的变化较小;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在2007-2016年间呈上升趋势。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质量、制度环境、科学与技术环境、海关环境和营商环境的便利性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市场准入和政治环境条件与发展中国家相似。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走势来看,“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在2007-2016年间呈上升的趋势。第二,从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来看,中国及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正向影响;东道国的人口规模促进中国的出口贸易,而中国的人口规模抑制中国的出口贸易;双边地理距离与中国的出口贸易呈负相关关系;当中国与贸易国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边界时,均有利于增加中国的出口贸易。出口贸易效率损失是阻碍出口贸易潜力实现的最主要原因,东道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效率损失呈正相关关系,通过对7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可知,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与出口贸易效率损失并未表现出稳健的相关关系;东道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市场准入和科学与技术环境指标均与中国出口贸易效率损失呈正相关关系,东道国的海关环境、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指标与中国出口贸易效率损失呈负相关关系。在2007-2016年间,中国的出口贸易效率均较低,中国的出口贸易潜力整体呈上升的趋势。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比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低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高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更大,但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增长率更快。从“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对比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相对较低,且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增长率高于非“一带一路”国家。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的出口贸易潜力存在较大的差异,由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出口贸易潜力相对较高;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的出口贸易潜力相对较低。因此,相较于西亚北非地区,中国更应该增加对“一带一路”东南亚国家的出口贸易。第三,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来看,中国及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双边地理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双边是否有共同语言、双边是否有共同边界以及东道国自然资源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呈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是阻碍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实现的最主要原因,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投资便利化并未表现出与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的显着性关系。对7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可知:基础设施环境、市场准入指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呈正相关关系;制度环境、海关环境、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指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呈负相关关系;科学与技术环境指标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的关系并不稳健。在2007-2016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在10年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增长率波动较大。整体来看,中国对大部分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均较低,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和中国出口贸易潜力对比分析发现,相较于出口贸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提升更为迅速。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比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及潜力存在较大的差距,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整体较低,但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更低。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实际值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仍有巨大的潜力。从“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对比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潜力更为突出。然而,中国对所选取“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潜力水平参差不齐,这直接导致了投资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其中,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潜力相对较大,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潜力相对较小。根据以上实证结果,提出了以下建议:（1）积极参与并推进东道国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协助改善东道国的海关环境和营商环境,增加对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东道国进行合理谈判,创造良好的市场准入条件。（2）深入了解东道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环境,制定合理的贸易投资规划,持续快速增加出口贸易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3）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增加信息交流,形成贸易投资合作新格局等。
邓小莹[9]（2019）在《重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自我国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以来,发展至今,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增长快速,充分展现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层面上具备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独特的比较优势。据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前4个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914.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1.8%。近两年,重庆市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发展,如2017年重庆市对外直投总额列中西部第一,其中非金融类的直投达到15.3亿美元,分布在43个国家、地区,以及对相关境外企业共77家,这是仅此一年重庆企业在对外直投所做贡献,此外,2018年重庆市对外直投发展迅猛,投资存量涨幅巨大,存量排名首次进入中国前十。重庆市对外直投在对扩大进出口、培育企业竞争优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五部分。首先,对国内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综述,其中总结出重庆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历年文献成果主要可以归为七大类,分别从研究意义、重庆企业、投资地点、模型研究、实证研究、区位理论和跨学科研究此七个不同角度进行综述。其次,从投资总额、市场规模、市场分布和存在的问题四个角度出发,对重庆对外直接投资的近几年现状进行概况分析。再次,建立在理论、文献和现状的基础之上,对重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然后,选用重庆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展态势较好的力帆集团为案例,对重庆对外直投的影响因素进行验证。最后,得出相应结论和给出相关建议。通过上述五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陈述,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六个,分别为经济距离、地理距离、文化距离、行业优势、企业优势和政策因素。与此同时,其后案例验证得到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有六个,但是在劳动优势即人力优势这一要素与之前的分析结果稍有差异。案例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由于数据不一定充分,重庆对外直投的影响因素毕竟需要囊括一个地区内的相关对外直投企业,因此,最终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立经济距离、地理距离、文化距离、行业优势、企业优势和政策因素为主要因素,人力优势为重要影响因素。
马纳[10]（2018）在《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区域软环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11年缅甸民主改革加速推进以来,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规模和总量不断上升,但中国对缅甸投资日益高涨的激情却与缅甸不断上升的反华排华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多个重大投资项目遭到严重抵制,损失惨重,最为典型的是密松水电站和莱比塘铜矿项目。缅甸的区位优势及发展态势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举足轻重,而中国企业对缅甸的投资却举步维艰,一定程度上与缅甸投资软环境建设有极大的关系。投资软环境建设的核心是促进投资企业有效嵌入当地社会文化发展进程,进而保障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论文以新经济地理学中文化和制度转向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缅甸软环境对中国投资的影响因素,构建适于缅甸民主转型期的以制度、社会、文化和舆论环境为准则层的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于缅甸区域软环境的评价,以此获取投资软环境建设的科学依据;在深入分析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态势基础上,以软环境建设为视角,提出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⑴投资软环境的构成确定为制度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四个核心要素;评价体系由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71个三级指标构成。⑵以中国企业为主体的缅甸投资软环境评价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上,总体评价为“中等”,制度、社会、文化和舆论环境的评价分别为“较差”、“良好”、“良好”和“良好”;从区域层面来看,缅甸中部的软环境最适于投资,而北部则十分堪忧。⑶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越多,抵制越强”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分配机制问题。⑷以软环境建设为视角的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应以“利益共享”为导向,在制度、社会、文化、舆论环境方面,通过中国政府“参与式”和企业“嵌入式”建设,实现“本地结网”,进而保障中缅经贸合作的顺利实施。
二、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及对策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及对策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背景 |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及经验借鉴 |
| 2.1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 2.1.1 银行国际化概念及内涵 |
| 2.1.2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问题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3 “一带一路”下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 |
| 2.2 外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 2.2.1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2.2 美国花旗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3 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 2.3.1 中国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3.2 中国工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第3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合作现状 |
| 3.1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识别 |
| 3.1.1 宏观政治因素 |
| 3.1.2 贸易发展因素 |
| 3.1.3 投资发展因素 |
| 3.1.4 绿色金融因素 |
| 3.2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环境与现状 |
| 3.2.1 “一带一路”下的金融环境情况 |
| 3.2.2 中资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情况 |
| 3.3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
| 3.3.1 国际化发展的优势 |
| 3.3.2 国际化发展的劣势 |
| 第4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构建 |
| 4.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方法 |
| 4.1.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
| 4.1.2 数据指标总库选取的基本原则 |
| 4.1.3 最高关联度指标主成分分析 |
| 4.2 合作评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1 政府管理指标 |
| 4.2.2 经济投资指标 |
| 4.2.3 金融发展指标 |
| 4.2.4 贸易水平指标 |
| 4.2.5 营商开放指标 |
| 4.3 合作评估体系SVM模型选择 |
| 4.3.1 线性SVM模型 |
| 4.3.2 非线性可分SVM模型 |
| 4.3.3 支持向量机SVM模型优势 |
| 第5章 评估体系SVM模型实证结果及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1 合作评估体系呈现的SVM模型实验结果 |
| 5.1.1 综合角度SVM模型实验结果 |
| 5.1.2 引入时序角度的实验结果 |
| 5.1.3 引入地理角度的实验结果 |
| 5.2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分析 |
| 5.2.1 沿线各国比较优势情况汇总 |
| 5.2.2 比较优势理论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3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结论分析 |
| 5.3.1 沿线各国文化维度情况汇总 |
| 5.3.2 文化维度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4 基于可持续发展角度的结论分析 |
| 5.4.1 社会责任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4.2 绿色金融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第6章 结论及相关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亚国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文章内容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文章内容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可能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走出去”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 |
| 2.1.3 农业对外直接投资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研究现状 |
| 2.2.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3.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3.3 工业区位理论 |
| 2.3.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5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第三章 国内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1 国内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1.1 民营企业成为农业企业对外投资主体的新生力量 |
| 3.1.2 对外投资涉及领域日益广泛 |
| 3.1.3 对外投资产业多元化 |
| 3.2 我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SWOT分析 |
| 3.2.1 优势分析Strength |
| 3.2.2 劣势分析Weakness |
| 3.2.3 机遇分析Opportunity |
| 3.2.4 威胁分析Threat |
| 3.2.5 SWOT矩阵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理论与假设 |
| 4.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3 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 |
| 4.3.1 面板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与单位根检验 |
| 4.3.2 Hausmen检验与实证结果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 |
| 5.1 案例选择依据 |
| 5.2 西安爱菊粮油工业集团 |
| 5.2.1 企业基本概况 |
| 5.2.2 爱菊集团对外投资投资历程 |
| 5.2.3 爱菊集团对外投资现状 |
| 5.3 河南贵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 5.3.1 企业基本概况 |
| 5.3.2 贵友集团对外投资历程 |
| 5.3.3 贵友集团对外投资现状 |
| 5.4 二者对外投资分析 |
| 5.4.1 二者投资初期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2 面对投资风险所采取的对策与成效 |
| 5.4.3 目前对外投资仍存在的困境 |
| 5.5 案例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及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政府层面 |
| 6.2.2 企业层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4）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及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结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分析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与特点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
| 2.2 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 2.2.2 市场内部化理论 |
| 2.2.3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2.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5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2.2.6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第3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 |
| 3.1 探索启动阶段(1979-1990) |
| 3.2 加速增长阶段(1991-2000) |
| 3.3 持续深化阶段(2001-2010) |
| 3.4 转型调整阶段(2011-至今) |
| 第4章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背景与影响因素 |
| 4.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背景 |
| 4.1.1 全球经济发展为日本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环境和广阔平台 |
| 4.1.2 应对贸易摩擦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日本加快对外直接投资 |
| 4.1.3 日本日益严峻经济压力加快生产和资本国际化浪潮 |
| 4.1.4 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和良好的引资环境具有强大吸引力 |
| 4.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影响因素 |
| 4.2.1 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中国因素 |
| 4.2.2 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日本因素 |
| 第5章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 |
| 5.1 投资规模与比重的变化 |
| 5.1.1 投资规模波动变化 |
| 5.1.2 中国利用日本直接投资的比重变化 |
| 5.2 投资行业结构的变化 |
| 5.2.1 投资行业布局表现 |
| 5.2.2 投资仍以制造业为主 |
| 5.2.3 非制造业投资有所增加 |
| 5.2.4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潜力巨大 |
| 5.3 投资区域的变化 |
| 5.3.1 投资区域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 |
| 5.3.2 投资由南向北和由沿海向内陆转移 |
| 5.4 投资方式和目的的变化 |
| 5.4.1 投资方式向多元化发展 |
| 5.4.2 投资目的地向获取中国市场转变 |
| 第6章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分析 |
| 6.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经济的影响 |
| 6.1.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 6.1.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6.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影响 |
| 6.2.1 模型建立与数据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7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问题及对我国促进日本对华投资的对策建议 |
| 7.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问题 |
| 7.1.1 日本企业战略调整中投资出现波动 |
| 7.1.2 日本企业在技术转移上较为保守 |
| 7.1.3 日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上面临成本提高和人才短缺等问题 |
| 7.1.4 日资企业在华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越来越大 |
| 7.2 促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
| 7.2.1 继续完善营商环境 |
| 7.2.2 优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 |
| 7.2.3 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解决实际困难 |
| 7.2.4 重视日本中小企业对华直接投资 |
| 7.2.5 把握日资企业在华结成经营联盟的动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综合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以及评价方法介绍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经典理论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理论 |
| 2.2 评价方法介绍 |
| 2.2.1 层次分析法 |
| 2.2.2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第3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1 投资现状 |
| 3.1.1 投资总规模 |
| 3.1.2 投资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区域分布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政治因素 |
| 3.2.2 经济因素 |
| 3.2.3 社会因素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评价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梳理 |
| 4.1.1 指标体系梳理思路 |
| 4.1.2 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
| 4.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
| 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评价模型 |
| 4.2.1 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
| 4.2.2 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指标 |
| 4.3 结果分析 |
| 4.3.1 一级指标计算结果分析 |
| 4.3.2 二级指标计算结果分析 |
| 第5章 对策及建议 |
| 5.1 基于政治层面的对策建议 |
| 5.1.1 企业建立符合母国政策的投资规则 |
| 5.1.2 明确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关系 |
| 5.1.3 企业确保自身行为合法性 |
| 5.2 基于经济层面的对策建议 |
| 5.2.1 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
| 5.2.2 充分利用不同国家的产业优势 |
| 5.2.3 建立多币种结算体系 |
| 5.3 基于社会层面的对策建议 |
| 5.3.1 利用信息交流平台 |
| 5.3.2 培养新型人才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6）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际矿业新形势 |
| 1.1.2 国内矿业形势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对外投资理论研究综述 |
| 1.3.2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
| 1.4 主要内容 |
| 1.5 研究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6 主要创新点 |
| 2 全球供应链重构与矿产资源 |
| 2.1 现代全球供应链的定义和内涵 |
| 2.2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分析 |
| 2.2.1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历程 |
| 2.2.2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趋势 |
| 2.3 全球供应链重构对中国的影响 |
| 2.3.1 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 |
| 2.3.2 中国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意义 |
| 2.4 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矿业视角分析 |
| 2.4.1 供应链上游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 |
| 2.4.2 供应链上游的竞争和战略产业发展 |
| 2.5 我国供应链上游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
| 2.6 本章小结 |
| 3 我国矿产资源特征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1 我国矿产资源特征分布 |
| 3.2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3.2.1 初始阶段(1993年以前) |
| 3.2.2 起步阶段(1993-2000年) |
| 3.2.3 增长阶段(2000-2013年) |
| 3.2.4 调整阶段(2013至今) |
| 3.3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现状 |
| 3.3.1 投资规模和数量 |
| 3.3.2 投资区域分布 |
| 3.3.3 投资种类和权益分布 |
| 3.3.4 投资主体构成 |
| 3.4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趋势 |
| 3.4.1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机遇正在形成 |
| 3.4.2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需求不断加大 |
| 3.5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分析 |
| 4.1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比较 |
| 4.2 中国矿业对外投资模式演进历程 |
| 4.2.1 绿地投资模式 |
| 4.2.2 跨国并购模式 |
| 4.2.3 两种投资模式对比分析 |
| 4.3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企业自身因素对投资模式的影响 |
| 4.3.2 东道国因素对投资模式的影响 |
| 4.4 中国矿业对外投资进入方式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4.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4.4.2 模式建立与估计方法 |
| 4.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分析 |
| 5.1 研究方法介绍 |
| 5.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和说明 |
| 5.2.2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5.3 单边随机前沿模型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5.4 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
| 5.4.1 模型构建 |
| 5.4.2 基础模型估计 |
| 5.4.3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5.4.3.1 投资效应总结 |
| 5.4.3.2 投资净效应区域分布 |
| 5.4.3.3 投资净效应国家分布 |
| 5.4.3.4 一带一路和战略矿产国家的投资净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6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探索 |
| 6.1 中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 |
| 6.1.1 并购为主的投资模式 |
| 6.1.1.1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
| 6.1.1.2 有利于获得矿产品定价权 |
| 6.1.2 并购的具体策略 |
| 6.1.2.1 以间接并购为主,直接并购为辅 |
| 6.1.2.2 以联合并购为主 |
| 6.1.2.3 灵活使用支付手段 |
| 6.1.2.4 以参股为主,谨慎控股 |
| 6.1.3 识别和应对并购风险 |
| 6.1.3.1 并购风险识别 |
| 6.1.3.2 风险应对策略 |
| 6.1.4 把握对外并购时机 |
| 6.2 中国矿业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建议 |
| 6.2.1 合理布局全球矿产资源 |
| 6.2.1.1 理性选择投资目标和区位 |
| 6.2.1.2 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矿业资本市场 |
| 6.2.2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 |
| 6.2.2.1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机遇 |
| 6.2.2.2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面临的挑战 |
| 6.2.2.3 我国矿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策略建议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本文结论 |
| 7.2 本文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与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 |
| 1.2.2 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 |
| 1.2.3 对研究现状的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投资效率的理论基础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理论 |
| 2.2.1 投资风险概念的演进 |
| 2.2.2 投资风险的构成 |
| 2.2.3 投资风险的测度 |
| 2.3 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理论 |
| 2.3.1 投资效率内涵 |
| 2.3.2 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及测算方法 |
| 2.3.3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
| 3.1 评级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述评 |
| 3.1.1 以发布投资风险报告为主的国际信息机构 |
| 3.1.2 国家信用等级评分机构 |
| 3.1.3 对各评级机构指标体系的评述 |
| 3.2 对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设立的基本原则 |
| 3.2.1 适应性原则 |
| 3.2.2 致性原则 |
| 3.2.3 客观性原则 |
| 3.3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理论基础 |
| 3.3.1 政治风险 |
| 3.3.2 经济风险 |
| 3.3.3 金融风险 |
| 3.3.4 社会风险 |
| 3.3.5 对华关系风险 |
| 3.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指标体系 |
| 3.4.1 政治风险指标 |
| 3.4.2 经济风险指标 |
| 3.4.3 金融风险指标 |
| 3.4.4 社会风险指标 |
| 3.4.5 对华关系风险指标 |
| 3.5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 |
| 4.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 |
| 4.1.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量分析 |
| 4.1.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结构分析 |
| 4.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4.2.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模型的设定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分指标评价 |
| 4.3.1 投资风险分项指标分析 |
| 4.3.2 投资风险综合指标分析 |
| 4.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分国别评价 |
| 4.4.1 “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投资风险评价 |
| 4.4.2 “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投资风险评价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评价 |
| 5.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5.1.1 理论模型 |
| 5.1.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模型设定 |
| 5.1.3 数据来源 |
| 5.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影响投资效率水平的因素分析 |
| 5.2.2 影响投资效率损失的因素分析 |
| 5.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水平分析 |
| 5.3.1 按国别分组的投资效率水平 |
| 5.3.2 按时间分组的投资效率水平 |
| 5.3.3 按区域分组的投资效率水平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中国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研究 ——基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图 |
| 第三节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国际贸易理论 |
|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三、交易费用理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研究综述 |
| 二、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 三、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综述 |
| 四、贸易潜力和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研究综述 |
| 五、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中国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
| 一、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概况 |
| 二、中国出口贸易的区域分布 |
| 三、中国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变化 |
| 四、中国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概况 |
|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
|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 |
|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一、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现状 |
| 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现状 |
| 三、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
| 第三章 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的机理分析 |
| 一、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关系理论界定 |
| 二、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内涵的融合 |
| 第二节 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潜力的作用机理 |
| 一、贸易投资便利化与出口贸易潜力的内在关系 |
| 二、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潜力的均衡分析 |
| 第三节 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作用机理 |
| 一、贸易投资便利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内在关系 |
| 二、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的均衡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关于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的研究 |
| 一、国际组织关于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二、国际组织关于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三、国际组织关于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
| 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其它相关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指标体系构建 |
| 一、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指标选取 |
| 二、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权重计算 |
| 第三节 贸易投资便利化体系的测度与分析 |
| 一、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测度与分析 |
| 二、基础设施质量的测度与分析 |
| 三、制度环境的测度与分析 |
| 四、海关环境的测度与分析 |
| 五、市场准入的测度与分析 |
| 六、营商环境的测度与分析 |
| 七、科学与技术环境的测度与分析 |
| 八、政治环境的测度与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中国出口贸易潜力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的构建 |
| 一、贸易引力模型 |
| 二、随机前沿贸易引力模型 |
| 第二节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一、变量的设定 |
| 二、数据的说明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随机前沿贸易引力模型设定 |
| 二、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贸易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效率损失的影响 |
| 第四节 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出口贸易潜力分析 |
| 一、总样本潜力分析 |
| 二、分样本潜力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
| 三、分样本潜力分析：“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贸易投资便利化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的构建 |
| 一、投资引力模型 |
| 二、随机前沿投资引力模型 |
| 第二节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一、变量的设定 |
| 二、数据的说明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随机前沿投资引力模型设定的检验 |
|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贸易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损失的影响 |
| 第四节 贸易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分析 |
| 一、总样本潜力分析 |
| 二、分样本潜力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
| 三、分样本潜力分析：“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贸易投资便利化测度的主要结论 |
| 二、中国出口贸易潜力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积极参与并推进东道国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 |
| 二、持续快速增加出口贸易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
| 三、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形成贸易投资合作新格局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9）重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1.4.2 国内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1.4.3 重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2 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2.1 FDI有关理论 |
| 2.1.1 传统的FDI理论 |
| 2.1.2 发展中国家FDI理论 |
| 2.2 相关概念界定 |
| 2.2.1 对外直接投资 |
| 2.2.2 区位因素 |
| 3 重庆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简析 |
| 3.1 重庆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3.1.1 重庆近四年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 |
| 3.1.2 重庆对外合作项目情况 |
| 3.2 重庆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 |
| 3.2.1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
| 3.2.2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
| 3.3 重庆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分布 |
| 3.3.1 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
| 3.3.2 对外直接投资特点 |
| 3.4 重庆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问题 |
| 4 重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分析 |
| 4.1 企业优势 |
| 4.2 经济距离 |
| 4.3 行业优势 |
| 4.4 地理距离 |
| 4.5 文化距离 |
| 4.6 政策因素 |
| 5 案例分析: 力帆集团对外直接投资 |
| 5.1 概要简介 |
| 5.1.1 总体概况简要介绍 |
| 5.1.2 力帆重要组成部分 |
| 5.1.3 集团发展历程和对外建厂简要介绍 |
| 5.2 力帆集团海外直接投资概况 |
| 5.2.1 力帆海外工厂全球布局 |
| 5.2.2 力帆海外市场分布 |
| 5.3 力帆集团海外直接投资经验与启示 |
| 5.3.1 企业优势：市场拓展、技术创新 |
| 5.3.2 经济距离: 发展中国家为主 |
| 5.3.3 行业优势: 摩托车、制造业为主体 |
| 5.3.4 地理距离: 近则优集 |
| 5.3.5 劳动优势: 注重人才培养 |
| 5.3.6 政策因素: 政策支持影响显着 |
| 6 研究结论和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6.2.1 政策助力 |
| 6.2.2 增强经济实力 |
| 6.2.3 保持行业优势 |
| 6.2.4 提高企业竞争力 |
| 6.2.5 提高文化软实力 |
| 6.2.6 突破地理局限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区域软环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区域投资软环境建设研究 |
| 1.2.2 企业嵌入性研究 |
| 1.2.3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研究现状 |
| 1.2.4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研究现状 |
| 1.2.5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概念解析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解析 |
| 2.1.1 投资软环境 |
| 2.1.2 制度环境 |
| 2.1.3 社会环境 |
| 2.1.4 文化环境 |
| 2.1.5 舆论环境 |
| 2.1.6 企业嵌入式投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2 区域投资环境分异理论 |
| 2.2.3 地域分工学说 |
| 2.2.4 区位理论 |
| 2.2.5 小岛清理论 |
| 2.2.6 企业嵌入理论 |
| 第3章 缅甸投资软环境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因素 |
| 3.1 利益分配机制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 |
| 3.2 区域制度建设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 |
| 3.3 区域社会结构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 |
| 3.3.1 民族阶层分化的影响 |
| 3.3.2 宗教阶层分化的影响 |
| 3.4 区域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 |
| 3.4.1 缅甸中部文化与中国投资 |
| 3.4.2 缅甸西部文化与中国投资 |
| 3.4.3 缅甸东部文化与中国投资 |
| 3.4.4 缅甸南部文化与中国对缅投资 |
| 3.4.5. 缅甸北部文化与中国投资 |
| 小结 |
| 第4章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区域软环境评价体系构建 |
| 4.1 区域投资软环境评价方法 |
| 4.1.1 层次分析法 |
| 4.1.2 专家调查法 |
| 4.2 区域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投资软环境的特点 |
| 4.2.2 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
| 4.2.3 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4.2.4 指标选取 |
| 4.2.5 权重确定 |
| 4.2.6 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权重 |
| 小结 |
| 第5章 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区域软环境评价 |
| 5.1 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征 |
| 5.1.1 缅甸地缘环境与中国企业直接投资 |
| 5.1.2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现状 |
| 5.1.3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特征 |
| 5.1.4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时空演变格局 |
| 5.2 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软环境总体评价 |
| 5.2.1 制度环境评价 |
| 5.2.2 社会环境评价 |
| 5.2.3 文化环境评价 |
| 5.2.4 舆论环境评价 |
| 5.2.5 缅甸投资软环境总体评价 |
| 5.3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软环境的区域评价 |
| 5.3.1 缅甸的区域划分 |
| 5.3.2 缅甸投资软环境的区域评价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态势 |
| 6.1 缅甸民主改革后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1.1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风险 |
| 6.1.2 中国对缅甸投资企业的自身反思 |
| 6.2 大国干预下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的态势 |
| 6.2.1 大国干预对中国企业投资缅甸的影响 |
| 6.2.2 大国干预下的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 |
| 6.3 民主改革后缅甸各阶层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转变 |
| 6.3.1 缅甸各阶层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 |
| 6.3.2 缅甸官方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 |
| 6.3.3 缅甸社会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 |
| 6.3.4.媒体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 |
| 6.3.5 缅甸各阶层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转变 |
| 小结 |
| 第7章 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软环境建设的对策建议 |
| 7.1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软环境建设的途径 |
| 7.1.1 利益分享机制 |
| 7.1.2 本地结网机制 |
| 7.2 中国企业对缅甸投资软环境建设的对策建议 |
| 7.2.1 制度环境建设 |
| 7.2.2 社会环境建设 |
| 7.2.3 文化环境建设 |
| 7.2.4 舆论环境建设 |
| 7.2.5 其他方面的对策建议 |
|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基本研究结论 |
| 8.2 创新之处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及对策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D]. 张墨竹. 吉林大学, 2021(01)
- [2]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3]我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亚国家为例[D]. 关昕.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9)
- [4]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与影响研究[D]. 王天尧. 吉林大学, 2021(01)
- [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D]. 张琳珊. 南昌大学, 2020(01)
- [6]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D]. 宁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1)
- [7]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与效率研究[D]. 程颖慧.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8]中国出口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研究 ——基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视角[D]. 才凌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重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影响因素研究[D]. 邓小莹.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9(02)
- [10]中国企业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区域软环境研究[D]. 马纳.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