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民企:问题与出路——十大经济学家关注民营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王斌[1]（2021）在《股东资源理论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中国联通的案例》文中指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股东资源的互补与共生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是股东结构的重构,更是各种股东资源的聚合与效应发挥。基于中国联通"二次混改"经典案例,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素进行了逻辑归纳,系统论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东资源的作用逻辑与机理——"混"的是股东资源（物质基础）,"改"的是公司治理（上层建筑）。因此,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重点关注外部大股东的准入门槛,以资源异质性和资源优势互补性为根本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大股东联盟的良序治理,并动态优化股东资源,完善股东进入和退出机制。
高锐[2]（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高耀芳[3]（2020）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给予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马克思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规律,指出了人的解放的历史前景,而且在于马克思对被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维护者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千年王国”的偏见,通过缜密的科学分析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占有,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外表下,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事实。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证明了,资产阶级只不过是用新的剥削形式和方法取代了旧的,人类解放的任务任重而道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抗争必将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奠定基础。如今,在我们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时,除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之外,通过当年马克思着作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制度弊端,特别是劳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以资为本,以人为手段的不道德、非伦理的生产关系或劳资关系的实质,从而研究和挖掘马克思珍贵的劳动伦理思想,对于深刻把握马克思的人的解放学说,深刻认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积极扬弃资本逻辑,努力调整劳动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没有伦理思想,甚至马克思反对将“伦理”和“道德”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过程中;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以其劳动伦理思想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点。事实上,研读《资本论》及其手稿,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道德和劳动伦理的现实矛盾的分析,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悖论及其产生的机制,如资本的快速增殖和扩张与劳动者社会地位和尊严的逆向生长,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界限以及阈值,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合价值性的分析进而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规律性。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千年王国”的神话。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确立、发展和历史贡献,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亚当·斯密首次使得劳动具有了主体本质,将其提升为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对象,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具有一定影响。大卫·李嘉图将劳动视为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但却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行为。约翰·穆勒在两者的基础上,强调劳动活动中人的主动性,并对劳动伦理的后续分配正义问题进行阐述。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跨越”了劳动的历史性,提出一套完整的理想劳动者假设,为马克思探寻劳动伦理的终极旨归提供了启示。黑格尔是第一个将劳动置于伦理学视角中考察的思想家,从劳动内在否定性出发发现了劳动的现实性和持续性,从社会历史视域出发找到人的本质和劳动的内在关联。由是,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方法和观点,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以现实的、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视野,站在劳动人民立场和劳动解放高度,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中形成了其深刻而珍贵的劳动伦理思想。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统一、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统一的鲜明科学视角,马克思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批判的过程也就是其劳动伦理思想的展开过程。劳动价值理论使得马克思的伦理重心立足于劳动,从劳动发展史理解人类发展史,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研究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商品交换价值的极端推崇和对资本增殖的狂热追逐造成的对劳动者奴役状态的揭露和批判中彰显出了其劳动伦理思想。从劳动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工作日抗争、分工与协作的强制性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造成劳动者生存界限的无限延伸,导致的劳资关系对立的局面,以及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及其所导致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资本扩张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社会两极分化恶果分析中,促使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得以扩展和丰富。可见,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深厚的理论载体。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并不仅旨于构建一种合乎价值性和规律性的劳动规范和劳动原则,而在于从根本上辨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道德界限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元伦理学”批判基点,在一切“批判”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劳动伦理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商品货币经济仍需大力发展,资本逻辑在扬弃的前提下仍然发挥着作用,探索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革命性贡献,利于我们回应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伦理思想的现实要求,从而进一步彰显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引领人类实现劳动自由自觉发展的现实解释力。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及其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新时代奋斗的历史征程中,继承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伦理思想,努力将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与劳动者对美好生活向往和劳动者尊严的保护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并为构建人类劳动道德共同体做出贡献。
李国敏[4]（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尹玉婷[5]（2019）在《产业发展中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制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林张之争”反映了学界对我国现行支持产业发展的财政补贴的效果评价存在不小的争议,新能源汽车骗补等事件频发反映了产业补贴效果不甚理想,本文主要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探究这种低效率补贴制度的状态、成因、影响与破解。低效率补贴制度体现在:从产业技术政策来看,财政补贴的规模较大,研发资金的落实不甚明确,研发产出与投入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存在较大差距;从产业组织政策来看,扶持大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仍然是我国历史的主流,扶持中小企业的功能性政策较多,成效微着;从产业结构政策来看,选择性干预色彩较为明显,尤其是行政性、指令性计划是主要手段,而经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容易产生产能过剩现象,市场适应性弱;从手段上看,行政干预、直接补贴仍然是主流,且效果并不显着,会引致企业、行业发展的依赖性,难以形成市场竞争力。另外,现行产业财政补贴政策往往产生了“骗取”、“套用”等现象,不仅造成补贴资源的浪费,还会给企业的生产创新造成负面激励,最终使得产业政策偏离制定的初衷。本文在探究低效率补贴制度的成因与影响的分析框架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人际关系性、寻租性与权利限制性这三个关键因素,围绕这三个关键因素解释了我国现行补贴制度的低效率问题。具体地,由于人际关系网能够提供合作中的信任保障,而我国非人际关系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国社会交换体系本质上是属于人际关系性的,产业政策也具有人际关系化交换的特征;以财政补贴主导的产业政策由于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以及社会报酬结构的差异而具有寻租性;我国处于权利限制秩序的状态,在该秩序中产业政策对创新与竞争的支持不足,制度适应性效率不高。通过对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秩序与产业政策的发展规律的梳理与分析,认为美国具备了非人际关系性、寻利性与权利开放性,其产业政策往往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且制度具有高度的适应性效率;日本、韩国由于在影响产业政策的核心政治组织上实现了短暂的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经济实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寻利带来的积极影响抵消了寻租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并没有全面实现非人际关系化交换,其社会秩序仍然是权利限制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后期给社会带来了腐败等遗留问题;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以补贴为主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化交换与寻租性,组织运行的权利受限,无法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实现其向功能性政策的转型是必由之路。因此,成功的产业政策一定具有非人际关系性、寻利性与权利开放性的特征,而失败的产业政策通常无法在核心政治组织内发展非人际关系化交换,具有严重的寻租程度与权利限制性。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对现行补贴政策的政治效率与经济效率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验证了我国补贴制度的低效率与三个关键因素的相关性。首先,在政治效率方面,通过对政治程序的考察认识到我国人际关系化补贴产生的政企合谋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与低效率的补贴制度。具体地:1、考察事前代表性企业隐藏产业发展能力信号,使得中央政府产生补贴资源错配行为,得到四种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的解,比较后发现若企业的伪装成本比较小,那么在政府不对高额补贴、或所有额度的补贴申请进行审核时,补贴制度的效率比较低;2、考察事后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重委托代理关系中企业隐藏补贴使用行为导致企业“骗补”与政府“追缴”等现象产生,发现受政企合谋的影响,地方政府划拨补贴与实施追缴的政策是无效的,中央政府要使补贴使用制度有效,必须支付给地方政府与企业足量的信息租金;而补贴使用的效率取决于产业发展建设的难易程度与中央实施事后追缴的力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产业建设项目规模越大,发生“骗补”后追缴的力度越严苛,则补贴使用制度效率越低。其次,在经济效率方面,从企业、产业、市场三个层面考虑市场主体的发展问题,联系三类关键因素,运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6年政府补贴数据,分析企业现行具有人际关系化交换的补贴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寻租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现行补贴制度的权利限制性对制度适应性效率的影响。具体地:1、在探究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方面,针对当前国内财政补贴现状,把我国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补贴分为人际关系化产业补贴和非人际关系化产业补贴,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旨在阐明人际关系化的补贴制度有碍国家实现社会总产值最大化的目标,并根据理论框架建立了具有无效率影响因素的随机前沿模型,同时借助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了:（1）直接补贴相较于间接补贴,对提升生产技术效率存在负面影响;（2）导致补贴无效率存在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寻租实现的,而这种作用机制体现了人际关系化的补贴制度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政治联系作为一种“嵌入式自主”能够微妙地对这一负面机制进行矫正。2、在探究选择性补贴的寻租性与功能性补贴的寻利性时,运用固定效应、Logit与Tobit模型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化交换特征;通过对企业是否具有寻租行为与政治联系的分样本检验,发现在人际关系化下,选择性补贴具有寻租性,会占用生产性资本,表现为投资不足,而功能性补贴具有寻利性,普遍易使生产投资过度;本部分研究还发现,政治联系作为一种“嵌入式自主”的治理方式,比人际关系化交换中的寻租方式更会促进企业投资;在产业层面,通过研究两类补贴的分布特征对行业结构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会更大程度地降低市场竞争性;回到企业层面探寻其中的机制,通过Logit中介效应模型与交互项检验,发现前期选择性补贴由于提高了企业投资不足的概率,增加了市场份额下降的可能性,从而市场竞争性降低;然而,尽管投资不足会增加企业退市风险,但寻租下的选择性补贴会减少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因此,市场竞争机制易被人际关系化下的选择性补贴扰乱。3、在探究补贴对适应性效率的影响时,结合诺思对社会秩序理论的研究,通过分析我国补贴制度的性质、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对我国补贴制度的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作出判断。本部分的边际贡献在于指出了我国财政补贴制度存在配置效率与适应性效率不统一的现象。研究发现:（1）低生产率或低盈利能力的企业尽管可以受到补贴资源的较大程度影响,但实际所享有的补贴资源比较少,补贴制度存在一定的配置不平衡性;（2）与税收优惠等间接补贴制度相比,财政直接补贴具有圈层效应,即以人际关系化交换为特征,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与低规模补贴中;（3）圈层性补贴不支持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补贴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低下;（4）间接补贴制度既有配置效率又有适应性效率。因此,现行的以财政补贴主导的产业政策不仅政治效率低下,还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投资效率,制度适应性效率不高,急需转型。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制度的转型需要突破三个关键因素,即人际关系性、寻租性与权利限制性,这意味着要在社会网络中发展非人际关系,增加制度可信性,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引导社会报酬结构以激励生产性活动,增加寻利收益。首当其冲的是转变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发展以引导型、服务型为主的功能性补贴制度。
文一[6]（2018）在《如何正确理解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要发展壮大民企就必须私有化国企和彻底消灭国企,发展壮大国企就一定意味着挤出、压制和摧毁民企。这种错误观点之所以十分流行,缘于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知半解,对西方工业化历史的忘却。事实上,欧洲任何一个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有国企（以前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压倒所有盲目一边倒"私有化"的中低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成就,恰好是由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里,只有中国才在实践中相对正确地处理好了困扰经济学家多年的国企和民企的关系问题,因此只有在中国才能看到国企和民企之间相对合理的分工、布局及其相得益彰的产业互补关系。相比之下,无论是那些无力动用国家力量和国有企业去大力扶持和培育民企并为民企提供急需公共产品的国家（比如朝鲜、委内瑞拉、古巴）,还是那些盲目崇拜市场力量而放弃国企并几乎私有化一切领域国企的国家（比如东欧国家、俄罗斯、拉美国家和很多非洲国家）,纵然有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加彻底的私有化、更加自由的金融体制和更加无监管的市场经济,都没有能够像中国那样引爆一场属于自己的工业革命,用等价交换、公平贸易、和平文明的方式成功复制了欧、美、日当年通过殖民掠夺、奴役制度和帝国主义战争才创造的工业化奇迹。
翟文华[7]（2017）在《国企高管创新协同激励论》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国家创新的主力军,国企的创新效率仍然不及华为、中兴等民营企业。这与国企高管创新激励研究不够有关,即多从微观、中观或宏观的一个系统内各个因子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对高管创新协同激励因子的因素、层次、过程等协同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仍然不够。本文将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的理论相结合,在内生性、外生性、综合性三个视角上对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展开研究,进而分别从内部治理机制、外部环境机制和综合机制三个维度研究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配置的特性,提出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内外部环境的协同问题,研究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的分工、融合、互动、共赢的协同效应。在分析比较各种治理机制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基础上,不仅完善高管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协同创新关系,而且动态调整和优化组合治理机制,充分放大高管激励与公司治理、政府调控、市场机制的协同效应。优化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协同创新关系,拓展基于协同视角的高管创新激励系统的发展路径,完善公司治理与外部市场竞争联动、优势互补的协同机制,使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作为一个整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创新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被忽视的情境。本文初步提出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的概念及其涵义。试图提出和分析一个“高管经济激励—股票激励—公司治理—市场激励—晋升激励—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的研究框架和政策系统,并进行实证分析,构建各因子间、要素与内部外部环境间相互关联与影响、相互适应的发展体系。这一研究,为建立科学合理的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提供必要基础,避免政策制定部门在治理结构改革时仅仅盲目效仿国外而忽视中国存在的市场机制缺失的问题。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是指公司内外部主体之间通过既竞争又协作、自组织非线性作用,把企业治理系统与市场体系中彼此无秩序、混沌的各种要素在创新目标、内在动力和相对规范的结构形式中整合起来,形成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与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外部控制系统互动关系的总和。为实现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的协同效应提供理论参考,为高管创新协同激励系统实施中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可能丰富高管激励权变的理论。从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内外部环境协同的角度,厘清、拓宽高管创新激励系统与公司治理、市场机制、创新政策协同的路径,比较、进而优化高管创新激励系统等内外部环境的协同创新机制。减少边际效用递减的激励,增加边际效用递增的激励,由多维效用组合构建激励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实现各个激励的边际效用相等,确保晋升和控制权边际效用、股权边际效用与薪酬边际效用相等、乃至所有各种激励因子的边际效用彼此相等。此外,高管激励的主要对象是商业性或竞争性国企高管,而国内有关高管激励研究中并不注重这一国企类型之间的区别及其对高管激励的影响。本文研究国企高管创新协同激励问题,全文共分七章:第1章,绪论,提出问题。第2章,相关基础理论。第3章,高管经济激励协同与股票激励关系。梳理、分析中国高管激励的制度演变和有关理论的发展轨迹,从一般经济激励理论到股票激励、再到到股权激励理论,从高管经济激励到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第4章,高管创新协同激励与经济管理体制。经济体制与高管创新激励的直接联系是晋升激励。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演变,目前正在进行“管资本”取代“管资产”的改革。中国政治市场与高管权力激励密切联系,晋升激励的力量不可低估,竞争性国企高管逐步由市场选拔替代政府任免,仍然需要一个过程。第5章,高管创新协同激励与市场体制,从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特性到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效用,论述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的互补互动关系,激烈的市场竞争与高管其它创新激励互补互动,调动高管创新的积极性。高管控制权市场与股权激励互补互动,市场强制力与组织强制力互补互动。第6章,精选沪深两市406个制造业及信息科技国企作为样本,对高管创新协同激励进行实证研究。第7章,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按照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提出有关高管激励的总供求均衡模型和高管激励的结构供求平衡的模型,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对股权激励、薪酬激励、晋升和控制权激励、市场激励这些激励因子的操作性配置的结构分析是亟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杨卫敏[8]（2017）在《非公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抓手。要使这项活动真正取得实效和长效,必须深入学习贯彻《意见》精神,关键是要解决重教轻化问题,将理想信念教育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企业家精神和构建企业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理想信念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必须把着眼点、着重点、着力点从教育引导转向培育教化,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必须彰显主体性,明确企业家是教育实践中的主体,注重引导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进一步丰富、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成为促进"两个健康"的内在动力。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要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主动与企业的核心价值、发展理念以及员工的职业规划有机融合。要将主体与客体、引导与服务、教育与内化、经济与政治、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要把理想信念教育渗透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日常事务之中,不断促进"两个健康"。
李文冰[9]（2016）在《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文中指出近年来,媒介形象研究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浙商,一般指浙江籍人士在浙江省内外从事创业活动的商人群体。本研究所界定的当代浙商,是指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诞生的特有的商人群体。当代浙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浙商在追求财富的路途上,在新闻媒体的报道和推动下,逐渐孕育、形成和发展了自身的公共形象,这一形象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极具价值的组成部分。随着浙江经济和浙商影响力的提升,浙商报道成为中国媒体经济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浙商媒介形象通过媒介得以呈现,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又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时代特征,浙商媒介形象所内含的浙商精神、浙商文化又对浙江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浙商同时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新闻资源,媒介在成功呈现和传播浙商文化过程中塑造并发展了自身,形成了与浙商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探讨有“当代中国第一商帮”之称的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本文的主旨之一,是通过审视浙商形象进入公众视野的历史发展,探讨媒介是如何通过议程设置、框架建构以及话语策略将浙商纳入报道议题并加以呈现的?媒介呈现了怎样的浙商形象?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文化推动力量?报纸媒体在形塑、呈现浙商形象时,存在哪些问题?浙商发展的兴衰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对浙商的褒扬和批判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对浙商媒介形象呈现进行考察,既能丰富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本文的另一研究要旨在于通过梳理当代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历程,透视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抽样选取《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浙商报道文本,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报纸浙商报道进行了量化和质化分析及统计,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报纸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浙商通过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不断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日益走向中国经济社会舞台的中心。报纸媒体通过命名与身份书写、断言式言语行为和话语隐含意义的表达,遵循政治话语规范下的“创富——贡献”叙事模式、经济话语主导下的“创新——传奇”叙事模式、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合流的“转型——回归”叙事模式三种叙事模式,勾勒出浙商从“草根商人”向肯吃苦、善经营的“闯天下”创富群体形象、从“财富”浙商向“责任”浙商、从“功利”浙商向“公利”浙商、从传统创业形象向变革和创新形象转变的历程,从而呈现出浙商作为当今中国“第一儒商”的形象。本文认为,浙商媒介形象是多元力量共同建构和呈现的结果,标示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语境。浙商新闻报道始终是传统媒体在与经济场、政治场、文化场等各种权力场域关系中进行的,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的交互是贯穿浙商报道或明或暗的主线；浙商媒介形象呈现又离不开媒介推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大众传媒及其生态的变迁,既是不同阶段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动因又是结果；浙商也在在自塑的努力中共同完成媒介形象的呈现。本文研究发现,处在多种场域关系中的报纸传媒,在呈现浙商形象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传播偏向,在呈现浙商形象时因陷入框架化、模式化、学科化的泥沼整体上存在群体形象丰富性的遮蔽、中小浙商群体再现的偏差、媒介形象呈现的理想化以及“人”的迷失,这在大众传媒充分发展、媒介生态深刻变迁、数字化媒体蓬勃兴起的当今时代不能说不是一种缺失和遗憾。相形之下,网络新媒体对浙商形象呈现的不遗余力和畅所欲言能给传统报纸媒体带来诸多启示,此外,新闻形态之外的各种浙商题材电视剧虽是浙商形象艺术化地再现,但其蓬勃发展的态势及其所呈现的浙商形象的丰富性和鲜活性也是值得传统媒体新闻报道借鉴和反思的。基于对浙商媒介形象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当下中国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分析,本文最后提出对报纸媒体在多媒体图景和新媒体环境下浙商媒介形象再现的思考。
尹宁[10]（2016）在《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民营企业是相对于国有企业而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和重要的参与主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也使中国越身为堪称世界奇迹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与其极不协调且日益严重的现象是,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问题愈发突出,许多民营企业家因触犯刑事法律而频频深陷刑事犯罪的泥沼,导致其财富、自由甚至是生命被剥夺。显然,民营企业家犯罪现象的增多,不仅严重影响民营企业家自身及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对国家扶持、鼓励、引导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稳步发展的战略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我国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民营企业家犯罪更成为一个关涉能否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法治经济”的关键点。立足当下,在我国大力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化投资的新常态下,民营企业家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参与主体。因此,如何加强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研究,引导民营企业家合法合规经营、平稳健康发展,成为当务之急。从研究路径上讲,对民营企业家犯罪现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展开考察,并从外在表现形态和主要特征上展开分析,有助于实现对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现状的“全景式”白描,以览其全貌;选择民营企业家犯罪中较为高发的“融资类”犯罪、“经营类”犯罪和“腐败类”犯罪进行“入骨式”分析,有助于揭示这些典型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现状、特征及原因,进而为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提供理论支撑;从个体层面、企业管理层面、制度环境层面、法律法规层面建构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治理体系,有助于解决当前民营企业家犯罪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并为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健康成长、市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以及国家依法治国战略构想的实现增添助力。全文共计18万字,共分3篇10章对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问题展开研究。其中,上篇主要是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理论概述和整体现状统计分析、中篇主要是对典型的民营企业家犯罪进行类型化分析、下篇主要是对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展开具体分析。具体如下:第1章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理论考察。民营企业家犯罪是指除国营企业以外的由国家参股但是所占股份未能达到控制程度的公司、企业,以及国家根本未参股的公司、私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等企业中的董事长、董事、经理、企业实际控制人、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交易等市场经济活动中实施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其他相关法益的犯罪。民营企业家犯罪属于一种新型犯罪,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才出现的犯罪。在西方国家,民营企业家犯罪被称为“白领犯罪”。第2章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整体现状考察。从静态层面看,2009至2014年期间,媒体报道的企业家犯罪案件数量共计1459件、涉案企业家共计1539人,其中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数量为855件、涉案民营企业家共计988人,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占全部企业家犯罪案件总数的58.6%、涉案民营企业家占所有涉案企业家总数的64.2%;从动态层面看,无论是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数量、民营企业家犯罪人数,还是民营企业家犯罪所涉罪名数量,其年增量、环比增长速度及累计增长速度在整体上均呈现出攀升状态;从表现形态上看,融资类犯罪、行贿受贿犯罪、诈骗犯罪、挪用侵占犯罪、涉黑涉暴犯罪等较为突出。第3章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主要特征。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特征可以从客体特征、客观特征、主体特征、主观特征四个方面把握。其中,从客体特征上讲,民营企业家犯罪具有复杂性、经济性和多样性;从主体特征上讲,涉案民营企业家的年龄相对分散,性别上男性居多,但也出现女性增多的趋势,同时绝大多数涉案民营企业家都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和“光环”;从客观特征上讲,民营企业家犯罪行为具有多样性、危害性和隐蔽性;从主观特征上讲,民营企业家犯罪具有故意性、经济性和趋利性。第4章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分析。“融资类”犯罪是民营企业家极易触犯的一类犯罪,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较为常见。2009至2014年期间,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案件共计204例,占770例确罪案件总数的26.49%,且从逐年变化来看,该类犯罪整体呈增长趋势。从银行贷款困难较大、企业间拆借无法律地位及合理融资存在入罪风险是造成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高发的原因。第5章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分析。“经营类”犯罪是民营企业家又一极易触犯的犯罪类型,其中造假售假、非法经营、涉黑犯罪较为常见。2009至2014年期间,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案件总数共计344例,占770例确罪案件总数的44.67%,且从逐年的变化来看,该类犯罪整体也呈增长趋势。“规范缺失”的混乱管理、“唯利是图”的错误导向及“法不责众”的投机心理是造成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高发的原因。第6章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分析。“腐败类”犯罪也是民营企业家极易触犯的犯罪类型,其中行贿受贿、挪用侵占犯罪较为常见。2009至2014年期间,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案件总数共计166例,占770例确罪案件总数的21.56%,且从逐年的变化来看,该类犯罪整体同样呈现出增长趋势。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官商勾结链条未切断及外部监管措施不到位是造成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高发的原因。第7章个体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根基,建构多维的民营企业家犯罪防控体系,是民营企业家犯罪防控的关键。从个体层面防控民营企业家犯罪,需要从增强民营企业家学法守法动力、加强风险识别能力和提升法治思维能力多方面来提高民营企业家犯罪防控能力;同时,需要从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内部预警机制和落实内部问责机制方面规范民营企业家的市场经济行为。第8章企业管理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企业管理是否规范是影响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企业管理层面防控民营企业家犯罪势在必行。具体而言,从企业管理层面防控民营企业家犯罪,可以通过明确民营企业的产权关系、加快建立职业经济人制度及健全民营企业的财务制度来升级民营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同时,可以通过减少违规的经营行为、构建科学的决策机制及制定明确的奖惩机制来健全民营企业的规范化运行机制。第9章制度环境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有机体,其运转离不开国家的制度环境,同样,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也可以从制度环境展开。具体而言,可以从拓宽融资渠道、消减制度约束及加强政策扶持方面对民营企业的平稳发展释放利好,从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转变“重公轻私”的思维及切断“官商勾结”链条方面来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的市场地位,从取消歧视性的政府补贴、减少冗余性的行政审批、放开控制性的政府定价及调整差别性的配套条件方面来降低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壁垒。第10章法律法规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法律法规是防控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从法律法规层面防控民营企业家犯罪,需要确立规劝性、威慑性、保护性的刑事政策,进而约束刑法对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市场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并从立法、司法、执法上回归民营企业家犯罪刑法干预的谦抑立场。此外,还需要通过确立平等保护原则、建构系统的罪刑体系及制定统一的追诉标准来完善民营企业家犯罪刑法干预的罪刑设置。
二、中国民企:问题与出路——十大经济学家关注民营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民企:问题与出路——十大经济学家关注民营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股东资源理论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中国联通的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
| (一)国企混改的理论逻辑 |
| (二)国企混改的经济后果 |
| (三)基于股东资源观的国企混改 |
| 二、国企混改实践:中国联通的典型案例 |
| (一)混改方案及实施 |
| (二)董事会改组及民营资本产权代表的“超额席位” |
| (三)国有资本、大股东联盟及民营资本的制约性 |
| 三、案例分析与讨论 |
|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及其对股东资源的利用 |
| 1. 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 |
| 2. 大股东联盟下的股东资源利用模式 |
| (二)中国联通混改后的经济后果 |
| 1. 促进了中国联通的战略调整、业务创新及产业转型 |
| 2. 加强了股东资源的快速整合与综合利用 |
| 3. 建立良好的协同治理模式及激励机制，规范了公司运营与管理 |
| 4. 取得了良好的财务业绩 |
| 四、混改要素的逻辑归纳 |
| (一)混改主体 |
| 1. 国企集团层面 |
| 2. 国企集团下属公司层面 |
| (二)参与主体 |
| 1. 国企参与混改 |
| 2. 民企参与混改 |
| 3. 高管及员工参与混改 |
| (三)混改方式 |
| (四)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国企与民企的关系 |
| 1. 国企与民企的界限:清晰吗? |
| 2. 国企与民企的治理:治理资源的互补性 |
| 3. 国企混改:一个让国有及民营资本均受益并壮大中国经济的过程 |
| 五、混改本质再认识:“混”的是股东资源(物质基础)，“改”的是公司治理(上层建筑) |
| (一)和谁混———混改参与者的要求及认定 |
| 1. 战略投资者 |
| 2. 投资基金 |
| 3. 混改参与者标准的一般性讨论 |
| (二)如何混———五种模式及其比较 |
| (三)如何改———混改后大股东联盟的良序治理 |
| 1. 良序治理对外部股东的重要性 |
| 2. 良序治理的建立 |
| (四)动态优化股东资源，完善股东进入和退出机制 |
（2）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政府经济金融职能的理论演进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 |
| (三)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研究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概念 |
| (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概念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的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理论 |
| (二)现代金融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概述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代背景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机制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 |
| (一)正面影响 |
| (二)负面影响 |
| 三、实践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 |
| (一)调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重点 |
| (二)平衡“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
| (三)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
| 第三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金融治理现代化 |
| 一、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 (一)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 |
| (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金融治理模式现代化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意涵 |
| (一)“防风险”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
| (二)政府治理行为制度性约束的同步加强 |
| (三)中央和地方金融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 |
| (四)政府、市场和自组织治理机制的协调 |
| (五)金融治理“公共理性”水平显着提升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理论框架建构 |
| (一)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构面 |
| (二)现代金融治理能力构面 |
| (三)现代金融治理模式构面 |
| 第四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探析:金融治理的偏差与失灵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景观 |
| (一)总体性失衡表现 |
| (二)阶段性失衡表现 |
| (三)结构性失衡表现 |
| (四)冲突性失衡表现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偏差 |
| (一)治理制度偏差 |
| (二)治理体制偏差 |
| (三)治理主体偏差 |
| (四)治理工具偏差 |
| (五)金融政策偏差 |
| (六)协调能力偏差 |
| (七)动员能力偏差 |
| (八)服务能力偏差 |
| (九)通用能力偏差 |
| (十)治理模式偏差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失灵 |
| (一)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 |
| (二)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 |
| (三)金融治理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归因的二维结构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二维结构 |
| (三)结构矩阵 |
| 第五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路径选择:金融治理的矫正与完善 |
| 一、提升金融治理工具的运用水平 |
| (一)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 |
| (二)推进治理手段科技化 |
| 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 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 |
| (一)加强各项政策紧密配合 |
| (二)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政策 |
| (三)落实民企长效发展政策 |
| 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 |
| 五、理顺金融治理之中的各种关系 |
| (一)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 |
| (二)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 |
| (三)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 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制与体系 |
| (一)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
| (四)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选题意义 |
| 一、研究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劳动立场”创新 |
| 二、理论研究视角创新 |
| 三、理论主线创新 |
| 四、文本和现实的视域融合创新 |
| 第五节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梳理劳动伦理与道德批判思想 |
| 二、从资本逻辑的制约中探究道德对资本的限制 |
| 三、从历史演进的向度解析劳动伦理的内在蕴含 |
| 四、从实践的维度挖掘劳动伦理及劳资关系思想的现实启示 |
| 第六节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第一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和价值的真正结合 |
| 一、亚当·斯密:劳动创造财富 |
| 二、大卫·李嘉图:劳动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 |
| 三、约翰·穆勒:劳动的福利原则 |
| 第二节 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劳动者假设 |
| 一、圣西门:神的道德原则引领 |
| 二、傅立叶:协作制度设计方案 |
| 三、欧文:劳动共同体的试验 |
| 第三节 黑格尔的劳动哲学思想 |
| 一、劳动是人自觉的理性活动 |
| 二、社会性是劳动的本质属性 |
| 三、市民社会中的劳动者贫困 |
| 第二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马克思话语追溯 |
| 第一节 劳动伦理的概念定位 |
| 一、“劳动”的概念分析及道德蕴含 |
| 二、“劳动力”的概念分析及伦理蕴含 |
| 三、“劳动伦理”的概念蕴含 |
| 四、劳动伦理生成的逻辑架构 |
| 第二节 劳动伦理思想的原初话语追溯 |
| 一、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文本溯源 |
| 二、马克思的“劳动的立场” |
| 第三节 劳动伦理思想的理论坐标 |
| 一、理论定位:一本“大写的劳动伦理” |
| 二、隐性线索:人的存在方式批判 |
| 三、双重维度:事实指向性与价值规范性 |
| 四、逻辑走向: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统一 |
| 第四节 劳动伦理思想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道德”、“伦理”与美德 |
| 二、“资本”、“资本逻辑”与“资本拜物教” |
| 三、“道德资本化”与“资本道德化” |
| 四、“劳动资本化”与“资本劳动化” |
| 第三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逻辑理路 |
| 第一节 商品·货币·资本·证券:劳动伦理思想批判奠基 |
| 一、商品到商品拜物教:劳动的“一般化” |
| 二、货币到货币拜物教:劳动的“社会化” |
| 三、资本到资本拜物教:劳动的“抽象化” |
| 四、证券到符号拜物教:劳动的“虚拟化” |
| 第二节 剩余价值论:劳动伦理思想批判的核心 |
| 一、劳动价值论:伦理重心由“资本”转向“劳动” |
| 二、工作日抗争:剩余价值获取的双重界限 |
| 三、分工与协作:资本控制和主导劳动主体 |
| 四、机器的应用:两大阶级矛盾激化 |
| 第三节 资本积累:劳动伦理思想的分析空间 |
| 一、资本的“原罪”:资本对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剥夺 |
| 二、所有权的悖论:劳动伦理制度化批判内核 |
| 三、资本规模扩张:资本主义抽象劳资关系的形成 |
| 四、资本垄断峰值:劳动关系被金融绑架 |
| 第四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前置性问题 |
| 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 |
| 二、分工与协作的强制型 |
| 三、扩大再生产增加了劳动道德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个人所有制的组织形式 |
| 二、社会协作的劳动伦理方式 |
| 三、工人主导的劳动伦理原则 |
| 第三节 劳动伦理思想的基本属性 |
| 一、劳动伦理的历史性 |
| 二、劳动伦理的社会性 |
| 三、劳动伦理的阶级性 |
| 四、劳动伦理的主体性 |
| 五、劳动伦理的受制性 |
| 六、劳动伦理的发展性 |
| 第四节 劳动伦理思想的核心命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 |
| 一、两种生产力的耦合构筑伦理基点 |
| 二、法权与伦理的张力形成阐释空间 |
| 三、分配关系掩盖了其的实证性用法 |
| 第五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向 |
| 第一节 劳动伦理思想现代转向之维 |
| 一、感性的活动是现代转向的变革机理 |
| 二、劳动时空的解放是现代转向的桥梁 |
| 三、“人之为人”的劳动现代转向梯次 |
| 第二节 剖析劳动伦理思想现代转向脉络 |
| 一、信用体系在劳动活动中的道德审视 |
| 二、知识劳动指涉伦理价值的理性求证 |
| 三、诚实劳动视域下劳动教育伦理诉求 |
| 第六章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劳动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劳动伦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当代映证 |
| 一、劳动道德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状态 |
| 二、劳动伦理推进了我国工会组织的发展进程 |
| 第二节 劳动伦理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 |
| 一、双重和谐关系是社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特质 |
| 二、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平等是和谐劳动关系的要求 |
| 三、企业家精神是实现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基本条件 |
| 四、注重企业道德是构建我国劳动伦理的现实任务 |
| 第三节 劳动伦理思想与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
| 一、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是构建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 |
| 二、坚持基本分配制度是构建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时代底色 |
| 三、完善劳动法律关系是构建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保障 |
| 四、共享发展理念是推进我国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精神导向 |
| 第四节 实现劳动不断解放的现实道路指向 |
| 一、数字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新常态” |
| 二、制度正义是实现劳动伦理的文化指引 |
| 三、人的自由自觉构成劳动伦理的至善之境 |
| 四、人类劳动道德共同体构建是客观历史的必然 |
| 五、劳动神圣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伦理追求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类 |
| 2.期刊类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产业发展中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制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理论背景及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产业补贴、制度分析与有效性判断 |
| 第一节 产业发展与财政补贴 |
| 一、产业发展政策与财政补贴手段 |
| 二、我国产业补贴政策与效果回顾 |
| 第二节 产业补贴的制度分析与有效性判断 |
| 一、产业补贴的制度分析法 |
| 二、产业补贴的有效性判断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影响补贴制度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关键因素一：人际关系性与非人际关系性 |
| 一、理论基础 |
| 二、人际关系性与我国产业补贴政策 |
| 三、非人际关系性与国外的产业政策 |
| 第二节 关键因素二：寻租性与寻利性 |
| 一、理论基础 |
| 一、寻租性与我国产业补贴政策 |
| 二、寻利性与国外产业补贴政策 |
| 第三节 关键因素三：权利限制性与权利开放性 |
| 一、理论基础 |
| 二、权利限制性与我国产业补贴政策 |
| 三、权利开放性与国外产业政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补贴中“错补”与“骗补”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理论回顾 |
| 第二节 补贴拨款审核的博弈分析 |
| 一、现实问题 |
| 二、基本假定 |
| 三、信号博弈模型的均衡分析 |
| 四、政企合谋下的补贴申请制度 |
| 五、关于完善补贴申请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补贴使用过程的博弈分析 |
| 一、现状 |
| 二、基本假定 |
| 三、补贴划拨与“骗补”发生 |
| 四、“追缴”力度与“骗补”治理 |
| 五、关于完善补贴使用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补贴与生产效率：基于企业发展的视角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一、计量模型与研究假设 |
| 二、数据收集与处理 |
|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补贴与投资效率：基于产业发展的视角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基础 |
| 第二节 补贴、投资与竞争的逻辑框架 |
| 一、选择性补贴与功能性补贴 |
| 二、寻租与寻利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数据搜集 |
| 二、补贴的性质分析 |
| 三、补贴的性质验证 |
| 四、对竞争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政补贴与适应性效率：基于市场环境的视角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逻辑 |
| 第三节 实证研究 |
| 一、补贴制度的配置效率判定 |
| 二、直接补贴的性质分析 |
| 三、补贴制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四、稳健性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制度安排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与译着 |
| 二、中文论文 |
| 三、英文文献 |
| 附录 Ⅰ：附表 |
| 附录 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主持课题情况 |
| 一、已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主持的课题情况 |
| 致谢 |
（7）国企高管创新协同激励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展望 |
| 1.4.1 主要研究概念 |
| 1.4.2 高管创新激励协同 |
| 1.4.3 研究展望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2.1 激励理论 |
| 2.1.1 主要激励理论 |
| 2.1.2 高管激励 |
| 2.2 人力资本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作用 |
| 2.2.3 高管人力资本 |
| 2.2.4 高管精神 |
| 2.2.5 高管理论与“高管革命” |
| 2.2.6 高管的晋升与考核机制 |
| 2.2.7 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 |
| 2.3 高管市场理论 |
| 2.3.1 高管市场的性质与特征 |
| 2.3.2 高管市场与物质资本市场 |
| 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4.1 信息论与契约论 |
| 2.4.2 契约理论 |
| 2.4.3 代理成本 |
| 2.4.4 高管股票激励 |
| 2.4.5 高管权力论 |
| 2.4.6 最佳契约论 |
| 2.4.7 锦标赛理论与社会比较理论 |
| 第3章 高管经济激励 |
| 3.1 制度情景与文献综述 |
| 3.1.1 国企高管激励制度演变 |
| 3.1.2 高管激励形式 |
| 3.1.3 高管经济激励供求关系 |
| 3.2 高管激励会计指标 |
| 3.2.1 会计指标正效应 |
| 3.2.2 会计指标负效应 |
| 3.3 高管股票激励 |
| 3.3.1 高管股票激励制度 |
| 3.3.2 高管股票激励机制 |
| 3.3.3 高管股票激励与创新 |
| 3.4 高管激励与公司治理结构 |
| 3.4.1 高管激励与董事会 |
| 3.4.2 高管激励与独董 |
| 3.4.3 高管股票激励与股权结构 |
| 3.4.4 高管股票激励与机构投资者 |
| 3.5 高管股票激励效应 |
| 3.5.1 股票激励效用的影响因素 |
| 3.5.2 最佳契约论 |
| 3.5.3 管理权力论 |
| 3.5.4 股票激励契约的效用 |
| 3.5.5 股票激励契约主要模式 |
| 第4章 高管创新协同激励与经济管理体制 |
| 4.1 高管激励与制度背景 |
| 4.1.1 中国高管激励制度背景 |
| 4.1.2 国企产权性质与高管激励 |
| 4.2 控制权激励与政治市场 |
| 4.2.1 高管激励与限薪令 |
| 4.2.2 高管双重激励 |
| 4.2.3 政治市场与晋升激励 |
| 4.3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
| 4.3.1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演变 |
| 4.3.2 “管资本”取代“管资产” |
| 4.4 创新激励政策体系 |
| 4.4.1 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概述 |
| 4.4.2 政府科技投入与国企投入协同 |
| 4.4.3 科技供给与科技需求协同 |
| 第5章 高管创新协同激励与市场体制 |
| 5.1 市场体制 |
| 5.1.1 高管激励与产品市场 |
| 5.1.2 市场竞争和公司治理结构 |
| 5.2 市场体制与公司治理 |
| 5.2.1 市场体制与公司治理关系 |
| 5.2.2 高管激励与资本市场 |
| 5.2.3 高管控制权与股权激励 |
| 5.2.4 高管激励模式选择 |
| 5.3 高管激励协同与市场体系 |
| 5.3.1 高管激励与市场体系 |
| 5.3.2 市场环境缺失 |
| 5.3.3 市场强制力与组织强制力 |
| 5.3.4 高管收购 |
| 5.3.5 高管市场 |
| 5.3.6 控制权市场 |
| 5.3.7 中国股票市场的问题与对策 |
| 5.3.8 中国的股市现状及运行规律 |
| 5.4 高管股票激励 |
| 5.4.1 高管股票激励的条件 |
| 5.4.2 高管股票激励结构 |
| 第6章 高管创新激励协同的实证研究 |
| 6.1 高管创新激励因子协同及研究假设 |
| 6.1.1 高管创新协同激励与外部环境 |
| 6.1.2 高管协同激励与内部治理 |
| 6.1.3 高管创新协同激励与内外部治理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设计与定义 |
| 6.2.3 控制变量 |
| 6.3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6.3.1 因子分析 |
| 6.3.2 模型设计 |
| 6.4 实证研究结果 |
| 6.4.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5 研究结论与理论启示 |
| 6.5.1 研究结论 |
| 6.5.2 理论启示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系统推进创新激励 |
| 7.2 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 |
| 7.3 法人治理结构协同创新 |
| 7.4 股权结构多元化 |
| 7.5 股市发展健康化 |
| 7.6 信息披露制度健全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非公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理想信念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
| (一) 契合点:民营企业家的中国梦与国家层面的价值观高度一致 |
| (二) 着力点:以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推动非公经济人士守法诚信意识的增强 |
| (三) 聚焦点:提炼和培育非公经济人士的特定价值观 |
| (四) 落脚点:培育和构建新型“亲”、“清”政商关系 |
| 二、理想信念教育与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一) 激发企业家精神应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归宿点 |
| (二) 弘扬企业家精神:经济新常态下开展“四信”教育的目标要求 |
| (三) 新老企业家培育引领和交接班:传承的不仅是财富更是企业家精神 |
| 三、理想信念教育与企业文化建设 |
| (一) 充分认识企业文化的功能 |
| (二) 当前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救济 |
| 1. 企业文化必须是企业真正信奉的东西。 |
| 2. 企业文化必须与企业最高目标 (企业愿景) 相协调。 |
| 3. 企业文化必须与社会主导价值观相适应。 |
| 4. 企业文化必须充分反映企业家价值观和企业家精神。 |
| 5. 企业文化必须与员工的个人价值观相结合。 |
| (三) 民营企业核心文化及其构建 |
| 1. 民营企业核心文化应该是科学的文化。 |
| 2. 非公有制企业核心文化是和谐的文化。 |
| 3. 民营企业文化应该是感恩文化。 |
| 四、结语 |
（9）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论文提纲范文）
| 本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浙商研究 |
| 二、关于媒介形象研究 |
| 三、关于浙商媒介形象研究 |
| 四、评析与展望：浙商媒介形象呈现与浙商研究的合流与研究发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与基本概念 |
| 一、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 |
| 二、基本概念 |
| 第一章 浙商媒介形象的历时性分析 |
| 第一节 浙商的旧读与新解 |
| 一、“商”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沧桑变迁 |
| 二、商帮文化与浙江商帮 |
| 三、改革开放与浙商的重新崛起 |
| 第二节 浙商形象的媒介话语嬗变 |
| 一、“儒商”和“奸商”——中国古代浙商的形象悖论 |
| 二、“新式商帮”形象和“红顶商人”的命运——近代浙商的双重印记 |
| 三、“当代第一儒商”形象的呈现——新时期浙商媒介形象的总体特征 |
| 小结 |
| 第二章 内容分析：《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主导框架 |
| 第一节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变迁的基本描述 |
| 一、类目建构与操作化说明 |
| 二、版面、篇幅、报道类型和报纸类别的基本分析 |
| 三、浙商主体身份和角色属性演变的统计分析 |
| 四、浙商形象呈现议题变化的统计分析 |
| 第二节 当代儒商——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主导框架 |
| 一、“当代儒商”的内涵 |
| 二、“当代儒商”框架的主导性呈现 |
| 第三节 他者框架——不同媒体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比较分析 |
| 一、他者呈现的基本样貌 |
| 二、不同类别媒体他者呈现的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话语分析：《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浙商媒介形象的话语建构与叙事策略 |
| 第一节 媒介形象呈现中的话语与话语理论 |
| 一、批判话语分析理论 |
| 二、作为新闻的话语 |
| 第二节 身份书写、权力话语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一、命名与身份书写 |
| 二、断言式言语行为与权力话语 |
| 三、话语的隐含意义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第三节 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交互下的叙事模式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一、政治话语规范下的“创富——贡献”叙事模式 |
| 二、经济话语主导下的“创新——传奇”叙事模式 |
| 三、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合流的“转型——回归”叙事模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多元力量及其互动 |
| 第一节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社会动因 |
| 一、经济场域的生成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二、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三、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第二节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媒介推手 |
| 一、传媒生态变迁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二、媒介场域控制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三、传媒与浙商对浙商媒介形象的同构与互动 |
| 第三节 浙商自塑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 |
| 一、浙商媒介事件与形象呈现 |
| 二、浙商政治参与与形象呈现 |
| 三、浙商企业形象传播与形象呈现 |
| 小结 |
| 第五章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批判与反思 |
| 第一节 断言和肯定式新闻中的浙商媒介形象话语遮蔽与理想化 |
| 一、肯定式新闻与浙商群体形象丰富性的遮蔽 |
| 二、明星浙商的卡里斯玛光环与中小浙商群体再现的偏差 |
| 三、宣传导向与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理想化 |
| 第二节 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模式化”与“人”的缺失 |
| 一、“模式化”呈现与“人”的缺失 |
| 二、“模式化”呈现与“个体”形象的缺失 |
| 三、“模式化”呈现与“个性”形象的缺失 |
| 第三节 多媒体形态下报纸媒体浙商形象呈现的不足与反思 |
| 一、多媒体形态下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立体化图景 |
| 二、多媒体时代报纸媒体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反思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目的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上篇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现状概述 |
| 第一章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的界定及生成 |
| 一、民营企业家的界定 |
| 二、民营企业家的生成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学理考察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概念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内涵 |
| 第二章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整体现状考察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静态考察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案件数量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涉案人数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涉罪情况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动态考察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数量的增长速度 |
| 二、涉案民营企业家数量的增长速度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所涉罪名数量的增长速度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表现形态 |
| 一、资金困境下的融资犯罪居高不下 |
| 二、资源垄断下的官商勾结趋近常态 |
| 三、暴利驱使下的非法经营充斥市场 |
| 四、诚信缺失下的诈骗犯罪层出不穷 |
| 五、约束失灵下的挪用侵占不断攀升 |
| 六、江湖习气下的涉黑涉暴横行乡里 |
| 七、规范式微下的弄虚作假不胜枚举 |
| 八、侥幸心理下的逃税偷税屡禁不止 |
| 第三章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客体特征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客体具有复杂性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客体具有经济性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客体具有多样性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主体特征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主体的年龄结构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主体的性别结构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主体的身份结构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客观特征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行为的多样性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行为的危害性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行为的隐蔽性 |
| 第四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主观特征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观罪过的故意性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观目的的经济性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观动机的趋利性 |
| 中篇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重点类型剖析 |
| 第四章 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分析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的现状 |
| 一、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案件的数量统计 |
| 二、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案件的占比分析 |
| 三、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案件的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的原因 |
| 一、从银行贷款的困难较大 |
| 二、企业间拆借无法律地位 |
| 三、合理融资存在入罪风险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家“融资类”犯罪典型案例评析 |
| 一、基本案情 |
| 二、简要评析 |
| 第五章 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分析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的现状 |
| 一、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案件的数量统计 |
| 二、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案件的占比分析 |
| 三、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案件的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的原因 |
| 一、“规范缺失”的混乱管理 |
| 二、“唯利是从”的错误导向 |
| 三、“法不责众”的投机心理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家“经营类”犯罪典型案例评析 |
| 一、基本案情 |
| 二、简要评析 |
| 第六章 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分析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的现状 |
| 一、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案件的数量统计 |
| 二、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案件的占比分析 |
| 三、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案件的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的原因 |
| 一、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 |
| 二、官商勾结链条未切断 |
| 三、外部监管措施不到位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家“腐败类”犯罪典型案例评析 |
| 一、基本案情 |
| 二、简要评析 |
| 下篇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 |
| 第七章 个体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家犯罪防控的根基 |
|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
| 二、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是经济发展的要求 |
| 三、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是社会和谐的要求 |
| 第二节 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犯罪防控能力 |
| 一、增强民营企业家的学法守法动力 |
| 二、加强民营企业家的风险识别能力 |
| 三、提升民营企业家的法治思维能力 |
| 第三节 规范民营企业家的市场经济行为 |
| 一、完善民营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 |
| 二、建立民营企业内部的预警机制 |
| 三、落实民营企业内部的问责机制 |
| 第八章 企业管理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 |
| 第一节 升级民营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
| 一、明确民营企业的产权关系 |
| 二、加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
| 三、健全民营企业的财务制度 |
| 第二节 健全民营企业的规范化运行机制 |
| 一、减少违规的经营行为 |
| 二、构建科学的决策机制 |
| 三、制定明确的奖惩机制 |
| 第九章 制度环境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 |
| 第一节 对民营企业的平稳发展释放利好 |
| 一、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
| 二、消减民营企业的制度约束 |
| 三、加强民营企业的政策扶持 |
| 第二节 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地位平等对待 |
| 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转变“重公轻私”思维 |
| 三、切断“官商勾结”链条 |
| 第三节 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降低壁垒 |
| 一、取消歧视性的政府补贴 |
| 二、减少冗余性的行政审批 |
| 三、放开控制性的政府定价 |
| 四、调整差别性的配套条件 |
| 第十章 法律法规层面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防控对策 |
| 第一节 确立民营企业家犯罪刑法干预的刑事政策 |
| 一、规劝性刑事政策 |
| 二、威慑性刑事政策 |
| 三、保护性刑事政策 |
| 第二节 回归民营企业家犯罪刑法干预的谦抑原则 |
| 一、立法上对谦抑原则的回归 |
| 二、司法上对谦抑原则的回归 |
| 三、执法上对谦抑原则的回归 |
| 第三节 完善民营企业家犯罪刑法干预的罪刑设置 |
| 一、确立平等保护的原则 |
| 二、建构系统的罪刑体系 |
| 三、制定统一的追诉标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论文类 |
| 三、报刊（网络）文献 |
| 四、外文文献 |
| 致谢 |
| 科研成果 |
四、中国民企:问题与出路——十大经济学家关注民营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股东资源理论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中国联通的案例[J]. 王斌.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
- [3]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研究[D]. 高耀芳. 兰州大学, 2020(01)
-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产业发展中财政补贴有效性的制度分析[D]. 尹玉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如何正确理解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J]. 文一.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18(02)
- [7]国企高管创新协同激励论[D]. 翟文华. 吉林大学, 2017(03)
- [8]非公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创新研究[J]. 杨卫敏.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05)
- [9]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D]. 李文冰. 武汉大学, 2016(01)
- [10]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研究[D]. 尹宁.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