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近代社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而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以复兴儒学为使命的现代新儒家走进了人类历史的舞台。他们为了实现儒学在新时代的复兴而不断地努力着,因为他们坚信儒学是一常道,在过去适用,在当今社会依旧适用。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与执着,使得儒学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大有儒学复兴的势头。而大陆新儒家一样作为以复兴儒学为使命的儒者,对于儒学的复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早已不再满足于现代新儒家在心性儒学的领域内徘徊,而是旗帜鲜明地倡导要在政治领域实现儒学的复兴,更进一步地实现儒化整个中国的梦想。他们提出要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恢复过去王官学的地位,反对民主政治,而实行更为适合中国的“王道政治”或者“仁政”,把儒教确定为国教,从而使得儒学能够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实现全面的回归。很显然,这些思想主张是与我们当前社会所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相悖离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有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对于他们的思想所存在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提出自己中肯的建议就非常必要。本文的主体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于大陆新儒家的概述。要对大陆新儒家的思想有所了解,就必须要厘清儒学、儒家以及现代新儒家这些概念,因此本文首先对于儒学、儒家的概念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并对他们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接着对现代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做了细致的描述,指出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的区别与联系,为后文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接下来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于大陆新儒家出场的原因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第二部分主要对于大陆新儒家的基本立场作了一个清晰的阐述。首先,提出了超越民主政治的“王道政治”及“仁政”。蒋庆认为的儒学传统包括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两个方面,并且政治儒学具有根本性。而当前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存在缺位,这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民主政治所不可能解决的,只有实行王道政治,参同天地人,才可以真正地实现我国政权的合法性。康晓光对于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得出的结论是民主政治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贪污腐败、官商勾结、道德滑坡等等问题,而这只有通过实行他所谓的“仁政”才可以真正解决。其次,重立儒教为国教。蒋庆认为的儒教是儒学复兴最为坚实的根基,把儒教确立为国教,才可以真正解决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才可以实现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康晓光继承康有为的事业,希望重新恢复儒教过去的独尊地位,实现政教合一与儒化整个中国社会的理想;陈明的即用见体说儒教,希望把儒教建成—个公民宗教,他的路线较为迂回,比起蒋、康二人相对理性,但是对于儒教在全社会的盛行这一理想却毫不逊色。再次,提出文化民族主义。蒋庆希望打破西方解释系统的魔咒,劝诫国人清醒过来,重拾自己的解释系统,用自己的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实现我们中国人眼中的中国而不再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康晓光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提出文化民族主义要凝聚国人的感情,增强民族的认同感,真正发挥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大陆新儒家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第二部分对于大陆新儒家的基本立场进行梳理后,归纳出大陆新儒家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对于政治的不合理诉求。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排斥有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感觉,而民主政治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政权的合法性,只有重新从我们的儒学中找寻依据,才可以真正实现我们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其次,具有强烈的文化一元论的理论特质。他们认为一种文化的整体性是不可分割的,儒学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必须要全面的复兴,如果择取其中的部分,无疑破坏了儒学整体的效能,也容易葬送儒学的生命力;再次,就是极端的文化特殊主义。特殊主义可以说是他们自始至终所坚守的武器,他们一味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文化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不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里,不能真正反映中国人的天性道理,不能体认中国人的生命信仰,因此无法得到中国人的民族认同。而民主政治只能是属于西方,不可能通过所谓的推理就解释成中国的或者全人类的,所以它也只能在西方的土地上发挥效用。他们把特殊主义走上极端,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可以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结合而实现在中国土地上的茁壮成长。民主政治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合理的政治形态,是人类政治现在与未来最应该坚持的选择。第四部分主要提出了对于大陆新儒家的几点建议。在针对第三部分大陆新儒家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大陆新儒家要想让儒学在中国社会有所作为就必须要及时地转向,真正为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新开展做出一些贡献。首先,就是放弃不合理的政治诉求。其一,让儒学自觉地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制度化的儒学终究已成过去,重新让其制度化只能是一个闹剧,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其二,秉着学者起码的良心,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辉煌与荣耀;其三,重新认识民主政治真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是实现马克思笔下的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最为需要坚持的选择。其次,提高文化自觉。不要再盲目地在政治儒学上浪费心思,敢于承认儒学存在的比如重农抑商、重人文轻科学、重价值理性轻工具理性这些不足。文化的自豪感固然需要,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建立在清醒的具有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最后,放弃立儒教为国教的幻想走生活儒学的道路。儒学本身确实具有一些宗教的特性,在过去的历史上,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治制度的扶持而放大了宗教性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并且也不符合儒学本身的特质,它在现时代真正的生命力在民间,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学说,它可以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展现它迷人的光彩,而非在不适合自己的政治舞台、宗教舞台上迷失自己的方向。这样,大陆新儒家如果可以真正做到以上几点的话,那么他们作为复兴儒学的使命者才可以为儒学在中国大地上的进一步开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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