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易卜生素有“现代戏剧之父”之称。长期以来,易卜生的作品一直被当做一位现实主义大师来呈现和研究的,但他在发表并《娜拉》、《人民公敌》等几部社会问题剧以后,便逐渐转向象征主义技巧和神秘的思想。在他的后期剧作中,人们常常可以读到包括弗洛伊德心理代码在内的多重文化符号。在国内,易卜生作品的舞台呈现素来是以具有批判社会性质的社会问题剧来作为中坚力量影响国人,五四以来《娜拉》长演不衰,在1956年易卜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青艺依旧再次上演《玩偶之家》。但是文革之后,易卜生戏剧的文化多重性得以释放,从而中国舞台上出现了易卜生象征主义时期的经典之作《培尔·金特》,并且徐晓钟导演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舞台呈现形式加入了舞蹈、歌队等多种表现形式。进入21世纪,中国国家话剧院《玩偶之家》的重新解构并赋予其文化冲突的内涵、北京人艺的《建筑大师》以及《海达·高布乐》在国内的首次上演更加多元化的阐释了易卜生戏剧作品的现代性。易卜生作品之于现代性的意义同时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文化上的现代性和戏剧艺术革新上的与时俱进。因此国内导演应该更加注重易卜生作品的现代性意义并进行理解和创作。另外,观众的接受角度正在发生改变,以往要求变革的对社会进步的要求已逐渐开始向个体思考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和生存意义转变,所以观众群的改变在新时期中对于导演的艺术创作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